有资料反映：“春秋初期，中国境内的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国，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和中、下游区域以及江汉区域。”齐国地处黄河下游，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任管仲为相。管仲力主“富国强兵”，提出：“修旧法……敬百姓”的治国原则，受到桓公的支持。管仲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劝之以尝赐，纠之以刑罚”。创“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的管理制度，按军事组织将民众组织起来，达到“……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见《国语·齐语》)，使齐国拥有三万人的军队。管仲治嗣严格实行土、农、工、商分区定居制度，不许杂处，希望使民达到“不见异物而迁焉”，管仲“成民之事”，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齐国的医疗事业也应该有较大发展。可惜在齐史中，除了可以反映基础医学中的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史料以外，很难发现较为系统的临床医学史。

我国人体经脉调节理论从殷商起步以来，在500余年的发展里程上，未见相关史料。管仲相齐时期，大约由于奴隶主对于奴隶的活体剖视，见到了心脏在胸腔内的搏动，在《管子·内业》中保存了这一史实。即“凡心之刑，自充自盈，一来一逝，……灵气在心。”该文继承了纣王“圣人心有七窍”即心之官则思的思想。公元前七世纪，齐人对心脏及心脏底部几条大经脉还有怎样的认识呢?公元前581年至554年在位的齐灵公在铸造叔候镈和叔候钟时，铭文中留下了两个心字，前者作，后者作，这两个心字，与殷商父已爵铭文之心()存在渊源关系，只是齐人对心脏底部经脉的认识深化了，他们如实地描绘了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即显露于心包膜之外的，由主动脉弓发出的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无名动脉和上腔静脉。)是齐人认为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对全身起重要生理作用的证据。从管子到齐景公时的晏子经历了一百余年，当景公到一个叫畈的地方去打猎，十八天不回朝主政，晏子敬谏，劝景公回朝。景公说：“寡人之有五子(五位谋臣)．犹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景公的意思是说：我有五位谋臣在朝廷主事，好比心脏有四条经脉支配全身。心脏有四条经脉支配全身，所以心脏很安闲。我有五位谋臣主事，我有什么不安闲的呢？(见《晏子春秋·景公从畈十八日不返国晏子谏第二十三》)。景公在此利用当时大家都明了的基础医学理论回复晏子，晏子听后也承认说：“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说明公元前530年左右人们早已认识到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对全身的调节作用了。汉初刘安在《淮南子·原道训》中对于心脏底部四条经脉的生理功能讲的更为清楚，原文讲：“夫心者，五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原道训》的作者用“制使”强化心脏底部四条经脉重要的生理作用。指出：“制使四支”的目的是“流行血气”。我们分析：“流行血”，是营的作用；“流行气”，当然具有神经调节作用了，因为孟子早已讲过：“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认为“气”是调节运动功能的，可惜，《内经》的作者们在撰相关文章时，对于《管子·内业》、《晏子春秋》之心有四支，《淮南子·原道训》的相关内容毫无认识，也毫无反映。独《素问·阴阳别论》开卷所讲“人有四经十二丛”用四个字表述了春秋齐国的经脉学说史，但作者并不理解这四个字的本意，所以随后又用歧伯的口气说：“四经应四时”。王冰也生硬地跟着解释说：“……谓四时之经脉也。”现在我们应该纠正前人的误解，还原春秋齐国的经脉学说史了。（严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