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词：

中国医药报2006、7、4号、8号刊出以“尴尬”为主题的文章探讨未来中医问题，健康报2006、9、14刊出“拿什么拯救中医”。在这些“沉思”而又拿不出具体方案的文章面前，我们深深感悟到了当今中医药发展之尴尬局面，深深感悟到了学者们迫切希望中医再度振兴的心情，深深感悟到了我们肩上重任之大且难。

在对中国医药学起源·演绎探讨的过程中，在早期中医学药理论形成、发展的认识过程中，我们都有自己的认识。在探讨中医药理论之“魂”，或者说中医药理论之“主心骨”的过程中，我们毫无掩饰地将其推到具有“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的经脉理论，这一点绝不是我们随心所欲，更不是胡作非为，它有极其悠久、深刻的历史原因。

早在夏商之交，我们的祖先就寻找到了中国方块字的造字原则——依类象形。这一法宝后来演绎为比物丑类、触物圆览，取象比类等，促进了格致穷究之思维方式的发展，神奇般地推动了原始科学技术，包括原始中医学、早期诗文的飞速发展。在原始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如殷商时期人们已考虑到‘有学问的人是用七个心眼在思考问题’（圣人心有七窍），又考虑到‘脑主思维’，因而造出了一个代表人之思维过程的思（  ，从头颅从手，描述了人在思维过程中往往用手抓后脑壳的行为表象）字，说明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就在探讨心、脑之主思维问题。毫无疑问，此举是对原始中医学的基础医学理论的探讨。推而广之，它证明殷商时期的医家们，已经在探寻人身之调节功能了。并且实实在在将这一功能赋予心脏底部的几条大经脉，这就是我国经脉调节理论产生之根由。殷商时期的经脉调节理论产生于雄厚的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基础之上，指导原始中医学的不断发展，它符合客观规律，是人身生理功能的反映，能经受当今现代医理的考验。我们理解：在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经脉调节论是灵魂；人体以脉调节论在演绎过程中派生了许多子系统理论，如风寒致病理论、脉象诊断理论、病理疼痛理论；治疗医学中的熨疗理论、放血疗法理论、微针导脉调其血气理论等等，在当今发展中医理论中是我们必须继承的。不是讲“发展不离宗”吗！在现代中医理论中发展经脉调节论就是“不离宗”；不是讲“继承不离古”吗！继承经脉理论至今仍然闪光的足太阳膀胱经，便可以解读经脉之‘内属脏腑’功能；便可以与当今之植物神经调节论通约；便可以为传统中医理论之阴平阳秘，气血瘀滞、活血化瘀等等理论找到可以证伪的依据。光辉灿烂的中医经脉调节理论啊！当今重建中医理论的“突破口”就摆在我们的面前。

2006年10月1日于秋实居

第二十二章  论中医基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方案

  —— 兼述我的寻找“突破口”之路

提要：

以今本《黄帝内经》为基础的传统中医理论的组成是极其复杂的，它蕴藏着秦汉以前的许多原始中医学理论，又在魏晋前后裹撷了许多不近人意的历史尘埃，后者一方面影响了当今中医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为继承中医理论设置了许多障碍，所以有学者在如何继承中医理论时提出“突破口”问题。我们研究的是“医学”,就现代意义讲: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科学。在现代医学中。所谓生命过程，包含了人体的生理与病理，它的核心理论是神经调节论，由大脑及神经系统对处于一定的自然环境状态和生理状态进行调节，使之适应、保持与自然环境的一致性。我国三千余年前，当中医步入医学理论阶段的时候，人们便主动地寻找人体调节理论。一千年后的人体经脉理论中终于提出了足太阳膀胱经、督脉、背俞穴理论，这三组理论实质上解决了经脉理论“内属脏腑”问题，用现代医学讲：足太阳经脉循行于脊柱两侧，与脊神经节段分支及交感链关系极为密切，刺足太阳穴、背俞穴等，可起到调节脏府功能的作用。原来中医理论核心是强调的植物神经调节论这便是当前中医理论的突破口。即解决中医理论的主心骨问题。回顾我自己走进远古中国医学史近20年来，在寻找“突破口”的道路上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文中作了简要呈述。这个“突破口”就是建立在我对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一系列研究基础之上的结论，认为：当今中医基础理论，应该首先树立人体经脉调节理论，含足太阳膀胱经——植物神经调节论；否定近半个世纪以来被曲解了的“经络概念”，现代中医学将突飞猛进。

关键词：继承与发展  方案  突破口  经脉学说  足太阳膀胱经——植物神经调节论

中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两千余年来，求索、创新不绝于耳，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它强调的是依今本《黄帝内经》为基础讲继承与发展，近数十年来，当涉足这个问题的时候，继存重于发展的倾向就抬头了，甚至达到《内经》理论神圣不可动摇的程度。从中医理论演绎的长河验之，“泥古”观念只是某些人的看法，以《五

十二病方》、《足臂经脉》、《阴阳经脉》、《武威汉代医简》、《仓公诊籍》等为代表的汉前医籍分析，都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原始中医学发展的本来面目。两汉时期的《难经》依《黄帝内经》为据分类解释医理，条理较《内经》清晰，可称作继承与发展。一部《伤寒杂病论》，原于对“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的继承与发展。《伤寒杂病论》直至《类经》，无不与《黄帝内经》一脉相传，又无不希望将中医理论探讨的更为合理。历史上的诸多著述对于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处理的较为适当。魏晋时期，虽有玄学对中医理论产生严重干扰，但后世医家在临床经验的总结，新的医理的创立中都十分慎重。如吴又可在温疫病因的审视中创“戾气说”，认为“戾气”是一种可以致病的“物质”，是“邪从口鼻而入”，戾气“有天受，有传染”，这种病可“延门合户，众人相同”。吴又可观察到“戾气”的种类不同，致病不同，“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当我们简单记述吴又可对“戾气”的认识后，我们将“戾气”翻译为致病的细菌、病毒，又何尝不可。吴又可对致病“戾气”的认识早于西方发现细菌致病200年。中国人对天花的认识，假如从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公元25—55年）有天花（痘）流行（甄志亚中国医学史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310）算起，已两千年，在漫长的医疗实践中反映了历代医家对天花认识深化的全过程。《尚书·商书》：“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讲的是原始中医用药思想，是一种“以毒攻毒”的认识论。痘病在中国流行千余年后，大约14世纪左右，中国的医家们在治痘的医疗实践中观察到患病孩子穿了的衣服（毒物），给尚未患病孩子穿几天后（攻毒），可以使未患病孩子不患天花，或者患了临床症状也轻；近而发现，天花在化脓期的痘泡内的痘浆，对尚未患天花孩子有同样影响，于是发明了痘浆鼻种法的人痘接种术，它是建立在原始用药理论“以毒攻毒”思想指导下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临床预防效果明显。这一方法于17世纪传出国外，后又传入英国，英国医生琴纳在我国人痘接种术的启迪下，观察到采牛奶工人手上长痘与患天花的关系，导致接种牛痘方法的诞生，为在全世界消灭天花作出了重要贡献。接种人痘预防天花，真可谓独出新技，开花结果，早已融入于现代预防医学的理论之中，促进了西医的发展。由以上两则医史可见，它们没有受到五行学说的影响。对于某一中医理论的继承，应作具体分析。

传统中医理论内容极丰，如整体观、阴阳说、五行论、五运六气、时间医学，还有近代被曲解了的“经络概念”等等，都存在如何继承问题。有学者有感于无从下手，便提出了“突破口”问题。我介入远古中国医学史的研究，目的在于追中医理论产生之根由，察秦汉医理之真谛，力求根据中医学史各重要发展时期的综合科学发展情况，探讨当时新的医学理论产生的原因，澄清医学史的主流，寻找当今中医理论发展之方向，大约这就是一种寻找“突破口”的方法。然而我在寻找“突破口”的过程中，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结合我个人的认识实践，我将“突破口”选定在人体经脉学说，我是在声势浩大的经络研究浪潮中，在《灵枢》《素问》“经络”词组本意的分析中认识到突破对“经络概念”的认识，树立对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认识，将有可能达到“继承不泥古，发展不离宗”的建造起新型的核心中医人体调节理论目的。自1984年起，我将我的远古中医文献学研究范围锁定在人体经脉调节理论之内，有一个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

一、从崇拜到困惑

对于中医理论研究，我是一位半路出家者。1958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家，在天门农业机械厂当保健医生的时候，认识了县医院的杨辅之中医师，他用针刺治疗聋哑取得奇效，召来了国外求治者，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医院领导协助杨医生开办夜校，传授经脉理论与针刺技术。我崇拜杨辅之医生，针刺疗法在我胸中占去一定地位，促使我进一步学医的要求。1959年我考入武汉医学院工农预科，1960年进本科学习。那时医学院的解剖老师正忙于在尸解中寻找“经络结构”。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全国性的循经感传研究、针刺麻醉的成果不断推出，真可谓振奋人心。至1982年，当我因庐山全国经络电阻测定资料而走进《黄帝内经》后不久，于1985年我又谋得一本《第二届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这本书不仅收录了针灸临床应用、针刺麻醉临床研究的许多文章，而且还记录了经络与穴位研究、经络感传研究、针麻作用机理研究的许多文章。尤其当我读到孟昭威《经络学说新探第三平衡系统和整体区域全息论》及《新十四经图》时，首先又是振奋。我感慨：两千多年前的古经络图，现在又被新的十四经图替代了。恰在这时，我收到了1984年11期中医杂志，该杂志于79页发表了我的短文《灵枢》“经络”词义浅析（后来收入《中医百家言》1987：49），我想我的这篇短文被认可了，说明《灵枢》中讲的是经脉不是“经络”。后来我对《素问》中“经络”词义进行探讨。当我主动从《灵枢》、《素问》中探讨“经络”词义的时候，我认识到《内经》中的医学理论体系中人体经脉调节理论如西医的神经调节论一样，应属核心理论，疏理清楚经脉、经络的关系，将成为继承与发扬中医理论的突破口。我感到《内经》中“经络”二字分明是经脉、络脉的简称，为何现在独立出来了？孟先生的研究能站着脚吗？我同时感到了困惑。

二、从追索到领悟

1984年底，我的工作变动。为适应新的工作，我忍痛放下对《内经》及相关医学史的学习，然而对“经络”困惑的心情总无法抹去。至1987年秋，在适应新的工作之后，再度利用业余时间开始翻阅与秦汉医学史有关的资料，并在前人的指导下将学习的视野扩展至古人类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人类原始思维；当代的许多著作，如气的思想，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传统文化与医学，都将我的思想引向春秋战国的子书群中，无疑增强了我探讨秦汉医学史的信心。特别是当我学习、领悟到春秋齐国百余年史料中潜藏着可贵的系列经脉史料，即齐国的先祖们对人体心脏，对经脉的认识。如齐桓公时期的“凡心之刑，自冲自盈，一来一逝，灵气在心”。齐灵公时铸造的叔侯鎛、叔侯钟铭文中的心字所反映的心脏底部的四条经脉及齐景公时《晏子春秋》记载景公讲“寡人之有五子，犹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以及后世《淮南子》“夫心者，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素问·阴阳别论》保留的“人有四经”，都深刻反映了从殷商至春秋人有四经调节理论的演绎过程，为两汉完善为十二经脉理论走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它实质是反映殷商的造字者们在人体心脏解剖过程中看见心包膜之外，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春秋齐国的学者们重复了殷商时期的解剖观察，甚至是活体胸腔解剖观察，肯定了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即当今解剖学中的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无名动脉和上腔静脉）。我这一领悟看来比较偶然，但并不偶然，因为那时我已从甲骨文中知道纣王时期的心字作  ，已读过《足臂经脉》、《阴阳经脉》了。我从中领悟到：我国人体经脉调节理论发展的延续性。

三、从解构到重建、人体经脉调节理论、构建当代中医理论的突破口

在今本《黄帝内经》中，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但这些理论多为当时的医学理论服务，多与当时的治疗医学相结合，因而人体经脉理论极其分散，看不出经脉理论在发展中的连续性和经脉理论的系统性。在经脉循行的叙述中，存在学派之分（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1999：188页），某些经脉的循行，虽有解剖作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某些经脉循行依赖于解剖的事实交待不清。在经脉循行的过程中，按照太阳、太阴、少阴、少阳规律人为安排走向的现象非常明显。上述诸多问题证明《内经》中反映的秦汉经脉理论不仅散失极为严重，而且特别分散，需要我们认真阅读、分析、采摘、疏理，方可看出经脉学说的原文本意。有关《内经》中经脉理论的解构，我在《中国医学起源新论、秦汉经脉学说起源及当代“经络”新论》中用十二章进行探讨，其中尤其是第八章经脉学说创立早期的几个问题；第九章当今经络实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重点围绕经脉、经络进行阐释、解构，目的在于统一认识经脉学说的现实意义，否定“经络概念”；第十章关于经脉学说的总体认识问题，对以上九章作了进一步回答，又在第十二章中采用当代学者们的诸多研究成果立题：植物神经系统在经脉学说中的地位，说明植物神经系统在经脉学说中具有核心意义。上述文章完成于1994年，竟管薛崇成教授于1992年就指出：研究经络必须解决内属脏腑问题。但我的认识，直到2003年才领悟到足太阳膀胱经在经脉学说中的重要价值，完成《足太阳膀胱经在经脉学说中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3：11：57—59页）用现代医学知识回答了人体经脉调节理论关于内属脏腑的问题，反映了我认识上的逐步深化。应该说目前对于我国起源于三千多年前的人体经脉调节理论可以清晰地重建了，这就是计划再撰《人体经脉调节理论三千五百年探讨》的重要原因。

3.1  早在商代，当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后，我国的甲骨文字就逐步走向规范化，成为当今汉字的始祖。那时造字的人们造字，叫象形描绘，凡造字都是对实物的扼要描述。商代人们早已意识到人体心脏的重要性，甲骨文早期造字者们造出的第一个心（  ）字，便是对仰卧位的尸体开胸后所见到的心脏（  ）的整体描述，它只是对心脏所在解剖部位的记录。到200年后的第六个心（  ）字，除了对心脏内部结构进行扼要描述外，便在心脏的底部划了两条线。根据春秋齐史分析，这两条线是对心脏底部心包膜之外四条大经脉的记录，反映了人们认识到这四条大经脉对人体全身的调节作用，从此我国的人体经脉调节理论便诞生了。后来经过春秋齐国的人有四经说，秦汉蜀地双包山木人十经说，楚地的十一经脉说，至两汉时期，在自然界“如环无端”规律影响下，完善为十二经脉理论。在这一过程中，经脉学家们为了说明经脉与脏腑的关系，将已经习用的五脏六腑之五脏再加心包络合为六脏，用六脏六腑配十二经脉，使十二经脉理论用于临床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应该指出：秦汉医家们在完善十二经脉理论的过程中，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因为他们在解剖实践中已经认识到脑和髓的关系，已经领悟到脑和耳、听、目、视、口、言存在一定关系，已经认识到临床工作中碰到的“伤左角，右足不用”不能用心主神明解释，因而迫切希望造出一个脑字。考古证明秦汉时期，医学家们造出了三个原始脑字（   、  、  （参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1999：66页），这是通过对大脑进行反复解剖后造出来的。不仅如此，秦汉医家们完善十二经脉理论后不久，又补充奇经八脉，其中尤其是当临床发现“伤左角，右足不用”病例后，结合颅底解剖过程发现颅底经脉（基底动脉环及视交叉）产生多次交叉，经脉学家们将其收入足太阳膀胱经，创“维筋相交”论，补充命名为蹻脉，比较合理的解释了“伤左角，右足不用”。以上简要回溯了我国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演绎过程。

3.2 人体经脉调节理论在完善的过程中，数代经脉学家做了许多工作。大约于战国末期，当医家们为了解释消化生理而创三焦（三集）理论之前，人体脏腑概念中是没有“六腑”词组和“六腑”概念的。从传统文化分析：六府概念属社会学范畴。大约4500年前夏禹当政时，夏禹为了改善国家的管理制度，在国家机构中设置府库建立六府管理各府库的财用支出。这六个府库即名之曰：水、火、木、金、土、谷，“就是说，在大禹治水时期，可能设立了司水即管理施水工程的府；设立了司火即管理饮食给养等后勤保障之府；设立了司金即冶炼煅造铜质开山工具之府；设立了伐木保障工程用材之府；……”（中国医学起源新论1999：106页），强调：“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木金土谷维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大禹谟》。被誉为“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及……劝之以九歌。”战国末年的医家们在根据天六地五十一常数创十一经脉理论的过程中，在脏腑生理功能的思考中，在人体解剖的过程中考虑到胆、胃、小肠、大肠、膀胱都是管理输出（泌槽粕的五府）的，这样不能与天六地五十一常数相配，又看到：上焦（上集、小网膜）有管道“出于胃上口”，中焦（中集、大网膜）有管道“亦并于胃中”，又看到“下焦（下集、肠系膜或回盲部后的输尿管）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因而三焦功能应属于腑与胆胃配作六腑。上述所见解剖过程，恰与小网膜、大网膜、肠系膜中的脂肪、血管丛（古人称募原、脂膜）的解剖结构一致。（严健民  战国消化生理三焦（集）配六腑新论，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7、（6）408-410页）必须指出：探讨消化生理的医家们在创三焦（三集）理论的心情是矛盾的，他们仅依“下焦（下集）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将上、中、下三焦（三集）之生理功能划入“泻而不藏”的腑，从而忽视了上焦（上集）中焦（中集）之“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的重要的“藏而不泻”的藏的作用。我们理解古代医家在构建经脉与脏腑理论中的艰辛，不必苛求了。

我国独创的人体经脉调节理论发展至十经说、十一经脉说和十二经脉说时期，大约从殷商至两汉跨越近1500年，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深刻反映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在经脉理论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发展了“六气”致病说，强调风寒致病的重要性，认为“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指出：“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寒则地冻水冰，人气在中，皮肤致，腠理闭，汗不出”，并由此引出：“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凿冻；善用针者，亦不能取四厥”，强调“人脉犹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调其经，……火气已通，血脉乃行”。古代医家所创风寒致病理论是很先进的，它是生理、病理的反映，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秦汉医家将风寒致病与经脉理论结合首创疼痛理论三假说，特别是“通者不痛，痛者不通”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商周两朝，痈病夺人性命者时有发生，秦汉医家利用经脉瘀滞理论解释痈病获得成功，它所强调的“寒者”、“热者”、痈，不仅讲了炎症的红肿热痛全过程，而且强调了“红肿”之前的“寒者”阶段，这一理论比现代医学中解释炎症的理论有先进的因素。古代医家在探讨痈病理论的过程中观察到经脉瘀滞（病态，如甲沟炎、齿槽脓肿等）都会出现跳痛感，于是总结出：“它脉盈，此独虚，则主病；它脉滑，此独涩，则主病；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此所以论有过之脉也”的“是动则病” 的经脉主病及“相脉之道”的原始脉象诊断法。此外，在经脉理论完善的过程中，临床上由砭（    ）刺、放血疗法，发展到：医家们认识到“夫子之言针甚骏，……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的时候，提出：“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导致了微针导脉即针刺疗法的诞生。至今，当我们提出：树立人体经脉调节理论作为探讨当今新型中医理论的突破口的时候，当我们强调在人体经脉调节理论中，树立足太阳膀胱经——植物神经调节论的时候，我们认识到，树立了植物神经调节论不仅解决了经脉内属脏腑问题，而且可以解释针刺理论中，风寒致病与熨疗理论中，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理论中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举个例子，中医临床常见的血瘀症。近些年来，国家投入资金进行研究，取得不少进展，冠心病属血瘀症之一，有学者在研究中率先提出：冠心病的主要病机是“心血瘀阻，血脉不通”，采用活血化瘀方法治疗，临床效果不错。且在血瘀症的科研中，涉及到对血瘀症的认识，认为血瘀症是以微循环障碍为主，包括血液高凝滞状态，血小板活性增高，易于黏附聚集，血栓形成倾向明显等。在冠心病的治疗中，改进组方，提出：理气活血法、益气活血法、益气养阴活血法、化痰活血法等。上述研究，特别是对血瘀证的认识，已涉足于现代医学，具有突破性，其治疗方法，可以讲属“发展不离宗”，没有突破传统中药理念，使人喜忧参半。尤其当我们看到：“中医发展需要现代语言”，或者说：“中医药学要发展，要走向世界，就必须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去诠释”。不用分析，在两者中，后一认识较前一表述全面。但是“现代科学的语言”，是否指采用现代科学观念和相关的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血瘀证后产生的语言？假如是这样，为何不直接将某一具体科研如用微循环障碍理论解释血瘀症呢！如果恐有离经判道之嫌。那么，当我们光明正大地树起足太阳膀胱经——植物神经调节论之后，当我们理直气壮地宣布我们的老祖宗们早就主张植物神经调节论的时候，我们利用血液流变理论诠释血瘀症不就顺理成章了吗？仅凭采用“现代语言”是不能促进中医药发展的，中医药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明明白白的重新构建的基础理论之上。

根据足太阳膀胱经内属脏腑的调节功能树立人体经脉调节理论——植物神经调节论，便是构建新型中医理论的突破口。

废止当今被曲解了的“经络概念”不仅可以使众多科研人力、财力从经络研究中解脱出来，而且当树立起足太阳膀胱经——植物神经调节论之后，“继承不泥古，发展不离宗”的全部意义必在其中。

树立起植物神经调节论之后，涉及科研、临床、生理、病理方面的许多研究工作，应由相关部门，组织相关力量进行专门研讨，投入相关资金展开研究，包括重新起用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所有与“经络”有关的研究资料，对其重新审视，挖出有用的资料。探讨足太阳膀胱经——植物神经调节论应是需要多学科参加方可完成的新型中医基础理论。陈可冀院士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中医药学有许多治疗法则和方药，如果都能应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临床、化学成分、药效学和毒理学的系统研究，那么，中医药现代化的进度将会大大加速。（健康报2004.3.3）我们非常赞赏陈院士的意见，假如这些研究建立在足太阳膀胱经——植物神经调节论基础之上，那就“发展不离宗”了。对于中药学理论也可重建了。                                       

 

  2004.3.10于秋实居

第二十三章  论中医理论的魂

 

【提要】  当前许多学者十分关注创建未来中医理论，感到了莫衷一是，提出了瓶口与突破口问题。当我们对中医理论起源、演绎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较为系统地分析后，认识到在中医理论中是经脉调节论起着主心骨作用。从总体上讲，她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她“内属脏腑，外络肢节”实实在在地调理所有内脏功能。因此，人体经脉调节理论才是中医理论的魂。当我们找准了中医的核心理论，明确了继承核心理论中至今仍然闪光的足太阳膀胱经脉的时候，创建未来中医理论的突破口便找准了。在共识之后，应该组织各方学者探讨与经脉理论有关的各项工作，保证中医事业进一步发扬光大。

【关键词】    经脉调节论    起源    演绎   足太阳膀胱经脉   魂

许多学者在讨论世界医学史时，常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医学与中国医学比较，论证我国医学具有数千年延续不绝，相继发展，迄今仍翘首傲立于世界医学之林，饱含中国气色特点，独秀一枝，不能不引为自豪。而其他古国之光辉医学，由于不同之历史命运左右，在一定历史时期为世界医学作出了一定贡献。我国医学为何能相继传承？究其原因，众说不一。一般认为是天人相应整体观、自然哲学之阴阳、五行观、脏象经络论保证了我国医学的长盛不衰。然而在此论中分不清纲目，看不出主次，很难说明是那一种因素在中医理论中起到了主心骨作用。在今天，当我国经历了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消灭中医、悍卫中医及五十年代后探讨“经络”实体、肾、三焦实质及“证”的研究等学术争鸣之后，近十年来学者们不仅对“经络概念”进行一系列反思，又提出了发展中医理论之瓶口与突破口问题，这些问题的连续提出，已涉足

于具体讨论当今之中医理论的继承，创新与发展问题了。据中国医药报2005、12、1报道 “专家把脉中医发展滞后难题”，第一个问题便是“中医理论如何突破？”专家

们虽然指出：当前中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医学术的传承，制约了中医学术

的发展”，从原则上提及“梳理理论内涵，完善理论框架”。仍未见较为具体的方案揭示于众。今年元月，在全国中医药会议上，在泛泛提出“四个坚持”中回避了当前中医理论的继承发展问题尤其中国医药报于2006、7、4号、8号分别发表“尴尬前行的中医药”，“中医之路为何越走越尴尬？”，作者虽然用辛辣的词藻概括了当前中医

理论界，中医临床医学界的心态。但未找到“尴尬”之原因，更应激起我们的深思。江淑安先生在中医临床、教学、科研等单位工作中，在中医药的管理工作中都做过许多工作，深知中医辉煌的过去，目睹了近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络”研究的兴旺与衰落，体悟到了中医前景的尴尬。江先生希望“找出中医事业发展中的真正病因”，为此倾吐了自己的心声。我个人浅见，如此局面之出现，还在于没有从我国医学历史根源及当今数十年之症结所在入手。毛主席讲：“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反对本本主义》。”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必须认认真真地分析一下我国医学理论产生的真正历史过程，其策略便是：追中医理论产生之根由，察秦汉医理之真谛，方可明中医药发展之方向。

1、我国医学理论产生的原因探讨

医学作为人类与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是在人类进入新人时期，进化到具备了远事记忆能力后逐步认识的，当原始医学知识经数万年的积累与认识上的升华，便产生了最初的“目之于色”等五官生理功能，又经数千年，人类对疾病才有了进一步认识，进入到给疾病命名，分类时期，根据现有考古史料分析，我国五官生理渊源于山顶洞人时期(1)，产生于6000年前河姆渡人、大溪人、牛河梁人在陶塑人头、人面形玉佩及泥塑头像中人们对面部五官的完整布局与双眼的生动雕刻之中(2)，对疾病的命名，分类发端于三千五百年左右的商代。它们的产生都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实践、医学自身的发展实践密不可分。

追述我国原始科学技术发展史，关系民生的畜牧业、农业为先，原始科学便围绕“民以食为天”，首先在于满足种植农业的“敬授人时”。所以尧典追记：尧帝放勋当政时，首要任务便是命羲和、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赴四方之山及中央地代“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解决按季节种植问题。尧帝的这一举动充分反映在《灵枢·九宫八风》之中，其实质是观测日之每日在某山出入的位移总结出四季更替规律(3)。有学者在“十二地支三阴三阳合图”说明中指出：“如以冬至为始点，则太阳出辰入申，……夏至出寅入戌……”与九宫八风所含古历法意义一致(4)。除此之外，古历法理论的产生还有两条途径，及“仰则观象于天”之星辰位移的大火法和北极星法，后世发展的圭表观日新法。所以我国古代历法从《夏小正》到古四分历法，内容十分丰富，早在春秋时期己完成十九年七闰制(5)，甚至达到“千岁之日至”都可在家中推算出来(6)。当依九宫八风观日之东升西沉位移及斗柄方位定四时的时候，天象之气运观念便诞生了。所以《素问·脉要精微》说：“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其实质讲的是天文、历法理论中反映寒暑变化的阴阳气息。中医理论在发展中借阴阳之气类比人气，引出：“朝则为春，……朝则人气始生……夕则人气始衰，……《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成为天人相应整体观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采用天文历法之气，阴阳之气类比于人说明医理，只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类比思想，是说理策略，在整个中医理论中没有解剖知识作基础，不属主心骨，不能构成中医理论的魂。

在我国医学理论发展史上，据甲骨文反映，从殷商至两汉的千余年间，人们分别采用解剖手段对心、脑研究最多。创甲骨文的学者们依心脏的反复解剖观察，先后创六个原始心字                      ，揭示殷人己经完成心脏的大体解剖，认识到心内有两组瓣膜，瓣膜有向上与向下之分，察明了心内有七个孔窍，推导出“圣人心有七窍(心之官则思)(7)”，为中医理论的起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关于脑，据史料记载：《考工记·弓人》脑字作   ，《墨子·杂守》作  ，出土西汉之《五十二病方》246行作  ，432行作  (8) ，睡虎地秦墓竹简作  (9)，《说文》之脑字作“ ”，这六个脑字，都反映了初创脑字的原始特征。尤其前五个脑字，从上、从止、从山、从  ，说明初创者们都是在大脑实体解剖过程中依脑回阴影象形描绘的(10)。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人体解剖未能继续进行，已进行了的解剖无人签名撰著成书，闹得许多先秦至两汉的解剖知识分散于今本《内经》之中，当将其引入医理时，心仅为“君主之官”，脑仅为“隨之海”。秦汉学者虽根据颅底经脉循行首创蹻脉理论，比较合理地解释了“伤左角，右足不用(11)”，但都未能发展为中医的核心理论，不能构成中医理论的魂。

在中医理论中，五行引入医学，一则因为晚在秦汉之际，二则必须将木、火、土、金、水与五脏相配方可说明脏腑之生克。因此，使用面较窄，如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大量使用六经辩证，很少应用五行理论。有学者将易学、阴阳、五行通归于古典哲学，认为中医理论产生于古典哲学，成为“医源于易”、“医易同源”的理论依据，其说服力是不足的。简言之，易学诞生于先祖们观察日、月之东升西沉，认识到日(阳)月(阴)等一系列自然现象，进而升华为阴气(冬至时的寒冷之气)阳气(夏至时的暑热之气)及四季更替规律，……因而易学对于以往之自然崇拜是一大进步。春秋时期，正在寻觅进取的中医理论希望从易学中寻找支持，借鉴易理创中医理论也是可以理解的。医易关系，关键在于医学理论不能脱离医疗实践而产生，医学中的古典哲学观只能从认识论、方法论加以理解。从中医整体理论体系分析，五行与脏腑相配及后世产生的脏象学说不能脱离六经辩论而独立成在。因此，阴阳理论、五行、脏象学说也不是中医理论的魂。

通观中医理论之起源、演绎，建立在心脏解剖基础之上的，起源于殷商时期的人体经脉调节理论是不可忽视的。

2、人体经脉调节论是中医理论的魂

魂是什么？对魂的认识与原始宗教是分不开的。早期人类无法解释许多超自然现象，如无法解释风、雨、雷、电时，无法解释梦境中亲人、先祖们的言词，自己在梦境中能蹦蹦跳跳，自由往来于河川山巅时，想象人有灵魂，人的灵魂能离开肉体存在，诸多原始认识不足为怪。我国比较正确地解释“魂”，首见于《易·系辞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周学熹、周成永引《京房易传后序》说：“魂，阳物……”，二周解释说：“日(太阳)体有精光，阳气有生机，万物非此光气而不能生存，所以精气为物也。魂为晷影，游移南北可据以测验气候而知有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之变化，故游魂为变也(12)”，《左传·昭公七年》亦讲“阳曰魂”，按二周解释魂，指用圭表测日影时观察到日影之变化规律，体现了日在赤道南、北的运行的恒定规律，可看作日的一种精神、意志、力量，由此维持了太阳在地球赤道南北之运行规律所表现的四季更替。推而广之，所以在传统文化中魂常作为精神、意志、品德等使用，如民族之魂，国家之魂等，她是民族团结，国家兴旺发达的凝聚力量。作为某一科学领域的魂，如中医理论的魂，它必须在中医理论中具备主心骨作用，它必须贯穿中医理论的方方面面。医学是医治人的科学，在中医理论中起主心骨作用的理论必须是既调节生理，也调整与改善病理过程，如“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以及“内属脏腑、外络肢节”者，如此重任，非人体经脉理论无可为也。这是古人完善十二经脉理论时己经认识到的。

我在《中国医学起源新论》中重点介绍了先秦中医理论的框架形成，并用十二章解说了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形成，后来又在《论原始中医学》中论及到经脉学说的演绎过程。

2-1、经脉学说起源的基础

我国经脉学说起源于殷商有三大支柱，其一原始天文、历法理论的迅速发展，六十甲子的创立，十三月的制定(13)，证明中国人在高精尖的原始科学领域己经具备了一套直观思维、推理判断的综合思维能力，具备了探讨人体生理，病理的基本条件。其二、基础医学知识如五官生理之“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嗅”己经产生三千余年，基础医学知识中的心脏解剖己于殷商时期起步百年。那时的造字者们己开始探讨人体思维功能，如原始的懼字作   (14)，描绘了昂首张双目的惊懼之状，原始的思字作  (15)，由头颅与手组成，描绘的是人们在思维过程中常用手抓后脑壳的行为表象，说明基础医学知识的内容己十分丰富了。其三、临床医学知识己很丰富如对疾病不仅命名，而且开始分类(16)。以上三者，便是经脉理论起源的重要基础。

2-2、经脉学说的演绎过程概述

商纣时期，创作甲骨文字的先民在先祖们的传承下继续探讨心脏的生理功能，这时他们注意到心脏底部于心包膜之外有四条大经脉(血管、即左颈总动脉 、左锁骨下动脉、无名动脉及上腔静脉)，设想它们分布于全身，必然对全身起调节作用。于是在心脏的底部划了两条线作   ，约五百年后于管子时代，人们又开始关注心脏的生理功能，提出了“凡心之型、自充自盈、灵气在心(17)”；齐灵公铸叔候镈铭之心字，突出了心脏底部的四条线，作 (18)；四十年后，齐景公又讲：“寡人之有五子，尤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晏子也承认：“心有四支，可!(19)”。而《淮南子·原道训》则明确提出：“夫心者，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从传统文化史料中我们己经清楚地看到了我国经脉理论的起源、演绎过程。

近几十年的考古史料如四川、双包山十经脉木人图、湖南马王堆的足臂、阴阳十一经脉，湖北张家山的《脉书》，都直接证明了我国经脉理论于三百年前的“人有四经说”走来。尤其张家山《脉书》，原文注明：“凡二十二脉，七十七病”，说明那时的经脉划分主要是为了归类疾病的。在张家山脉书中还有“相脉之道”，不仅讲明了我国脉诊法的起源，而且还解释了《灵枢》悬案“是动则病”。诸多考古史料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经脉学说在秦汉时期的演绎过程。

应该指出：当十二经脉理论完善之时，各经脉在体表的循行范围已经规范，这一方案不仅为归类疾病，探讨生理提供了方便，而且当讲述某一经脉时，就知道他在体表的循环范围，起到了体表局部解剖划分的作用，为交流临床经验提供了方便，加之它已“内属脏腑，外络肢节”因而在那一时期，起到了解剖学的作用，使人们满足于此种状态，这才是抑制我国解剖学发展的根本原因。

2-3、经脉理论在演绎过程中吸取了精、气、神、阴阳、五行学说

先秦时期，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反映精、气、神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它们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人的生理功能，应该属于原始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曾在“原始的气调节论”中重点讨论了精、气、神问题(20)，《灵枢·经脉》讲：“谷入于胃，脉道已通，血气乃行……”，《灵枢·本脏》讲：“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荣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素问·八正神明论》：“血气者，人之神……何谓神？”答曰：“神手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灵枢·本神》“心藏脉、脉舍神”。《素问·平人气象论》“心藏血脉之气也，……出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从上文不难看出，秦汉经脉学家们将先秦之精、气、神理论，统归于经脉学说之下。关于五行学说引入医学前文已经论及，“应该看到，五行——五脏调节论，是建立在社会学中具有君臣思想的类比基础之上的，是在经脉理论发展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从属于新型的心——经脉调节理论了。五行——五脏调节论与经脉理论相互补充，丰富了中医理论，在中医理论的发展史上起过一定作用(21)。”

2-4、足太阳膀胱经是十二经脉理论的核心

在经脉理论的起源，演绎过程中，殷商时期，只能作为经脉理论的起始，至春秋齐国，才有“四经”及“夫心者、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之说，四川双包山的木人十经脉图，无文字可解，马王堆、张家山的十一经脉界于“四经”十经与十二经脉之间，它是经脉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从十一经脉理论的具体内容分析，它向心性循行，分支少，位点简单，未与某脏或腑结合，只作疾病归类，很难用于临床。两汉时期正是我国原始科技的迅速发展时期，学术争鸣已到“独尊儒术”时期，两汉之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某些经脉循行解剖，颅脑解剖的不断发展，临床医学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十一经脉理论向十二经脉理论的发展。

应该明确：十一经脉的向心性循行，虽以静脉循行方向的基础，但某些经脉的循行如“齿脉，……穿颊，入齿中”，“臂钜阴脉，……出内阴两骨之间，上骨下廉……”是有解剖作基础的。在十二经脉理论中，这些解剖又有发展，如“肺手太阴之脉……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尤其齿脉“入齿中”一分为二，在“大肠手阳明之脉”中写作“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中”。在“胃足阳明之脉”中，写作：“旁纳太阳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经脉的“入上齿”，“入下齿”都是有解剖作基础的(22)。在完善十二经脉理论的过程中，两汉经脉学家们费了许多心思，立了许多规矩，方达到完善经脉理论的目的。如十一经脉，依天六地五之十一常数立论。十二经脉依三阴三阳为据。在配五脏时必须将五脏发展为六脏，加入手厥阴心包络之脉，由此，不仅完成了十二经脉与脏腑相配，而且达到了经脉循行“如环无端”，使精气（经气）在经脉内封闭式循行。在完善十二经脉理论中规定“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起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灵枢·逆顺肥瘦》”原则。在此规定中，“足之三阳”并非直接走足，它们的分支必须安排达到相应的腑去，由此达到“内属脏腑”目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说：《灵枢·经脉》中十二经脉的循行过程，存在大量的人为安排，当我们弄明白了这一点，承认了这一点，对于十二经脉理论的实质就好理解了。

我们说两汉经脉学家们在完善十二经脉理论中费了不少心思，他们有一个良好愿望：就是经脉必须调整十二脏腑功能，或者说十二脏腑必须在经脉的调控之下完成生理、病理过程。他们的这一指导思想，指导中医理论两千年，完成了历史使命。他们的愿望虽好，但因经脉循行多属人为安排，因此当今研究中无法验证手太阴脉与肺的直接联系，无法验证手太阳脉与小肠的直接联系。从“经络概念”讲，当今之“经络概念”是从经脉理论中分离出来的(23)，所以要寻找“经络实体”就更不可能了。

但是，我们的老祖宗们安排了足太阳膀胱经循行于脊柱两侧，后世又补充脏腑俞穴、督脉、夹脊穴等，现代解剖证实：脊神经为混合神经，调理内脏的内脏神经又名植物神经，他们由脊神经的内脏传出纤维组成，它们从背部穿入胸腹腔，在脊柱两侧组成交感干，交感干分出纤维分布于心、肝、胃、肠及所有内脏，调整他们的功能，可以说：是足太阳膀胱经起到了“内属脏腑”的作用(24)，是足太阳膀胱经起到了“外络肢节”的作用。因此，在经脉理论中名正言顺地树立足太阳膀胱经——植物神经调节论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我们的研究证明：在所有传统中医理论中，经脉调节理论起主心骨作用，因此，我们应该承认，经脉理论是中医理论的魂。在经脉理论中，足太膀胱经起主心骨作用，现代解剖知识证明，足太阳膀胱经之经脉起到了“内属脏腑，外络肢节”作用。表明了经脉理论完成“内属脏腑”功能的是植物神经系统，这一认识可以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25)，当足太阳膀胱经之“内属脏腑”的植物神经调节论树立起来后，将证明中国医学理论从起源之时就注意到经脉的调节作用，并经千余年的努力，完善为十二经脉调节理论，随后指导中医临床2000年，保证了中医事业独秀一枝，长盛不衰。当足太阳膀胱经——植物神经调节论树立起来后，当今中医理论中的许多问题：如“经络概念”可以停止使用，可以抽出精力，研究经脉理论方方面面的许多问题。在生理方面“理色脉而通神明《素问·移精变气论》”，“血气者，喜温而恶寒《素问·调经论》”可以理解了，病理中的“气血淤滞”，药理中的“活血化淤”可以理解了，当今再次兴起的络病理论可以理解了，对于当今五花八门的针刺理论可以找到共同的语言了。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调查经脉理论的过去和现在概况，我做的工作很有限，因此得出的当今中医理论的突破口，可能也需要进一步探讨。好在经脉理论起源演绎过程大体弄清了，为在学术界寻找共同语言提供了基础，盼请关心未来中医理论的有关单位、行家里手们斧正。

2006年2月14日

参考文献

1、严健民   论原始中医学   北京科学枝术出版社   新疆科技出版社(W) 2003、21

2、刘庆柱 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81、85、108

3、严健民  《灵枢·九宫八风》之远古历法说   陶广正  柳长华  医论集锦     中国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   2005、294

4、12、周学熹、周成永   中国医易学   成都  四川科技出版社  1992第三次印刷第214页563

5、中国天文学整理研究小组   中国天文学史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1、72

6、《孟子、离娄》

7、10、20、22、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  北京科技出版社  1999：58、163、79-83、100-123

8、周一谋   马王堆医书考注    天津科技出版社  1988、218页

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墓竹简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78、266

11、《灵枢·经筋》

13、黎虎   夏商周史话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4、105-106

14、《遗珠》 565   徐中舒主编   甲骨文字典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0、565

15、《合》  380   徐中舒主编  甲骨文字典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0、1025

16、温少峰   袁庭栋《殷虚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 成都   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3、299-348

17《管子·内业》

18、马承源   西周青铜铭文选(四)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538、544

19、《晏子春秋·景公从畈十八日不返国晏子谏第二十三》

21、中国中医药学会   中医药现代化战略研究会   亚洲医药  1997、(10)、660页

23、严健民   古今“经络”概念试说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5、11、(10)：721

24、25、严健民   论足太阳膀胱经在经脉学说中的历史地位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3、9、(11)：57-59

                      

      , ;       二00三年十一月八日于秋实居

第二十四章   论建立在经脉理论之上的风寒致病理论

          ——风寒、永恒的致病因素概说

提要：先秦时期的先祖们早已提出：“阴淫寒疾”，“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风入伤，身信而不能诎”等风寒致病的认识。它是在经脉学说演绎至“人有四经说”并希望用其指导临床后提出来的。结合现代临床，我们提出：“风寒，永恒的致病因素”观念，此一观念，必须继承扼要讨论之。

关键词：  风寒   永恒的致病因素

风寒致病是一个医学理论概念。是建立未来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人类发展至近五万年的新人时期，当远事记忆能力增强，为积累各种生活经验提供了可能以后，人类对于自然灾害的抗衡能力逐步提高。就医学讲，当人类在与各种原因所致的疾病作斗争中积累的经验多起来了，人们便在原始思维的基础之上对取得的经验进行总结逐步采用（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等方式，提出一些原始的最为一般的理论性认识，这便是医学理论萌芽过程。由此，逐步认识到风寒可以致病。

一、两汉以前风寒致病理论史料的简要回顾

    在我国，先民们对于医疗经验的较为系统一些的总结，大约从殷商以前的一个相当长的口头医学文化历史时期开始。如6000年前半坡遗址半地窖居住群落便是为了预防风寒的袭击。据温少峰、袁廷栋对殷虚甲骨史料的分析，历史发展至殷商时期，人们己根据以往对疾病的认识进行最为原始的命名、分类，已有由虫媒引起的蛊、疾蛔等病名，还有因自然因素引起的“祸风”。殷人由于他们的先民对口头医学文化中的疾病、对人体解剖知识认识上的深化，己可根据口头医学文化中的含义对于与疾病有关的事例、与人体解剖部位有关的事例等创造出许多相关的象形文字，随后还创造出了一批会意文字，与医学有关的甲骨文字所反映的医学史，在我国医学史上独树一帜，是殷代学者对我国文化及医学事业发展的重大贡献。甲骨文中的“祸风”便是殷人认识到风寒所致疾病的有力证据。但殷人对风寒致病说中没有致病机理的探讨。

据《左传》记载，秦国先后于公元前581年、541年应邀派医缓、医和分别为晋景公、晋平公治病，医和提出“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致病说，强调“阴淫寒疾，……风淫沫疾”，反映了风寒致病的最新认识。《老子、四十五章》“躁胜寒”，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认识到“寒”对人体健康的威胁。战国末期《吕氏春秋·尽数》对于风寒致病有了深刻的理解，说“大寒……大湿、大风……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指出：风寒致病的根本原因是侵扰了人体精气的正常运动。并从生理、病理讲：“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文中讲明：寒、湿、风侵入人体，可以影响正常人精气（血气、血脉等）的流动从而导致疾病。此文中的“风”指一种病症。

    近三十年来，我国考古发现抄写于西汉初年的《五十二病方》记载“风入伤，身信（伸）而不能诎（屈）”，“如产时之居湿地久，……筋挛难以信（伸）”，肯定风寒是导致筋肌致病的原因。《武威汉代医简》中记载着“寒气在胃莞”的病症及“治伤寒逐风方”，都是汉代医家认为风寒可以致病的纪录。在今本《黄帝内经》中风寒致病理论十分丰富，认为“风”“寒”既引起局部性疾病，也导致全身性疾病。讲局部性疾病者如“风伤筋脉，筋脉乃应”“寒则血凝泣”。“寒气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蜷，缩蜷则脉绌急，脉绌急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讲全身性疾病者如“人之伤于寒者，即为热病”。“寒伤形，形乃应”。“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者”。在治疗方面，《内经》的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寒者热之”的治疗方法。

二、我国风寒致病理论的沿革

   《内经》中风寒致病理论的产生，是建立在古代医家临床经验并不十分丰富、知识面不广，不可能建立严密的实验方法的情况下形成的，那时的风寒致病理论仅建立在原始思维方法及临床医学基础之上。如取象比类中的“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那时的医家是将人体血脉理论与自然环境中的“天寒地冻，则经水（较大的河流）凝泣”类比，从而推导出：“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素问·离合真邪论》，寒邪客于经（脉）络（脉）之中则血泣《灵枢·痛疽》。“寒气入经而稽迟，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素问·举痛论》”。“风寒湿气，客于分肉之间，迫切而为沫，沫得寒则聚，聚则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则痛，《灵枢·周痹》”。不难理解，古代医家的上述理论是建立在自然现象中的“寒则地冻水冰”基础之上的。是纯朴而原始的认识论的反映。应该指出；《内经》中的风寒致病理论对于后世医学的影响是深远的。汉代有一部医学理论著作叫《难经》，一般认为是解释《内经》难点的专著，这部著作多次讲到风寒致病，并认为“伤寒之脉，阴阳俱盛而紧涩”，为临床提供了诊断“伤寒”的理论依据，发展了《内经》因“伤寒”而导致全身性疾病的理论。汉代病症学说发展很快，全面论述风寒致病者当推张仲景。张仲景从他自家的悲剧中“感往昔之沦丧”，于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继承《素问·热病论》“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寒者，即为热病”的认识论出发，发展六经致病理论，撰《伤寒杂病论》一十六卷。张氏在全书中始终将“寒”作为病因，所发之热作为病症。他常提“中风’，，虽曾将“中风’，用于病症，但多次将“中风”之风视为病因，其中“风”如同“伤寒’，之“寒”一样，“中”和“伤”都属动词。所以我们讲：《伤寒论》主要是论述因感受风寒而导致热病的。《伤寒论》中以“中风”“伤寒”为病因，进而以六经辩证为准绳，着重探讨各种热症的治疗问题，在东汉时期将我国临床医学推到了一个新高峰，是十分先进的医学理论。甚至到十九、二十世纪的今天，依“伤寒’，而论治热症也是无可非议的。

两汉以来，隋巢氏元方之《诸病源候论》、宋之《圣济总录》金张子和《儒门事亲》以及明清医家都依《内经》“人之伤寒者，即为热病”及风寒湿三气杂至理论解释“热病’、“痹证”，深刻说明中医理论之传承特性，尤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多次强调风寒湿三气致病特点是病人多“皮肤顽厚”，“手足不随”，进一步丰富了两汉以后的临床医学及病理理论。

    在祖国医学中，风寒致病理论是不可忽视的，它有待于我们采用现代科学方法澄清“风寒”致病的病理过程。

三、风寒致病理论的命运与建立未来中医理论的重要意义

    我是主张“风寒——永恒的致病因素”之一观点的。但并不排除生物因素中的寄生虫类、细菌类、病毒类、支原体类及物理因素、化学因素、情感因素（社会因素）致病的现实性。我主张“风寒’，是一种永恒的致病因素，除源于中国古代医家的认识之外，还因为世界范围各个地域的不同种族的人们在气候条件突然变冷时，确确实实可以导致许多不同年龄的人们特别是1-7岁左右的小朋友们罹患上呼吸道感染及流行性感冒的流行；在“寒潮侵袭的时候。已经患有其他疾病的人们，不仅容易罹患上呼吸道感染，更会加重己患疾病的恶化，延长已患疾病的病程，这一点在临床工作中站十分重要的地位。从相关资料分析，对于风寒致病的认识，我国医学界已落后于气象学界了。近年来，我国气象学界在作气象预报时常在大风降温消息之后提醒人们加强防寒措施，起到了一定的预防疾病的作用。然而，作为医疗预防单位，作为门诊医师，作为医疗教学之教科书，对于风寒致病的道理，很少见到宣传；对于风寒致病机理问题，世界医学家们、中国的医学家们，病理学家们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就我国讲，近四十年来先后编撰两部《高教内科学》，从中可窥视一斑，表明风寒致病观念在病理学家们，临床医学家们的头脑中日趋淡化了。

    一九五二年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学者们为了适应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受华东医务生活社的要求，在短期内编撰成《实用内科学》（以下简称“上海内，，），后经多次再版，一九五八年再次修订出版，人民卫生出版社于一九六三年再版。这部《内科学》是六十至七十年代高等医药院校的重要教学参考书之一，为建设我国自己的医学文献，推动我国医学教育起了很好的作用。在“上海内’，中，讲明“过冷’，“气候剧变”对疾病传播的影响（P：49-51）；认为“受寒’，’’雨淋”是大叶性肺炎的重要原因之一（P：51）；在预防支气管哮喘发作时，指出应“避免受寒和冷风侵袭’，。并将冻疮、冻伤列入内科学范围讲解。参加“上海内’，撰稿的郑伟如先生在撰“纤维织炎”时，从病理机制指出：“受寒与寒冷或潮湿接触，都已公认为是促成纤维织炎综合病症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突然受到寒冷侵袭”。郑先生认为：“局部受寒比全身受寒在促成本病上更为重要”。“受寒风侵袭，引起所谓‘风湿病”，（P：541）；上呼吸道感染或受寒冷侵袭”是导致滑囊炎的原因之一（P：542）。可见“上海内’，对于风寒致病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但全书未见学者对风寒致病的试验性研究资料。

    一九七九年在国家卫生部领导下组织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力量撰写《内科学》（以下简称‘高教内’），该书于1984、1989两次修订再版，为培养医学生们“能够学到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内科学基础知识’，提供了教材。该书在一些章节中承认“受凉、淋雨”、“过冷空气”、“冬季寒冷季节”对呼吸系统及其他疾病的影响，指出：“秋冬和冬春之交’，是消化性溃疡的好发季节。从总体看，‘高教内’全书不仅与1952年之‘上海内’比，对于风寒致病的关注大大降低，而且同样未见学者们对风寒致病的试验性研究的资料。

两书表明，‘高教内’和‘上海内’在讲致病因素时对于生物致病机制讨论越来越详细，反映了时代和科学的进步。但对风寒致病的认识越来越淡漠，没有涉足于风寒致病理论的探讨，更不见实验研究资料。不论国内国外，近代医家们对于风寒致病的认识远不如我国古代医家们的认识水平。我的目的在于呼吁生理学家们、病理学家们、临床医学家们、从现在起着手研究“风寒”对于各部位、各组织的正常生理有些什么样的影响？阐明“风一寒”为什么可以致病？“风寒”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加重其他已患疾病，延长已患疾病病程。我的目的，在于提醒世界各族人民增强预防风寒对人体的侵袭，减少风寒对自身的伤害。我惊呼与慎重宣告：请君莫受寒！为了你的健康，请注意各地气象预报，请在寒潮来临之时，及时增加衣、被。如果是热天，亦请注意应对“天气转凉”之变化，请正确使用电扇、空调。我们的老祖宗创立的“天人合一”理论，其实质就是告诫人们一年四季，都要注意自然因素之气象变化对人体生理的影响，就现代讲，我们还应注意人为因素之“空调”与“中央空调”之小气象条件对人体的影响。对于从事医学职业者，应该随时想到为了民众的健康和无数小朋友们的健康成长，请关注风寒变化，请树立风寒永恒的致病因素观念。特别是儿科医师们更应该探讨风寒对儿童的影响，更应向病孩父母宣传预防孩子免受风寒的侵袭。

编入后纪：

    1999年10月参加全国“第二届气象、医学与环境变化学术研讨会”（北京西客站）该文依“风寒——永恒的致病因素概说”在大会交流，收入“学术论文集”94-96页，本次编入作适当增补。

第二十五章   论经脉学说形成时期脉学诊断方法的起源

问    题

提要：依历代传说论证切脉诊法起源于黄帝时期是欠妥的。考古史料证明我国经脉学说起源于殷商时期，十二经脉理论完善于两汉；切脉诊法只能逐步起源于战国至两汉时期。当今中医必须继承。

关键词：  脉学诊断    起源

中医杂志2005年增刊第297页发表《脉学起源考》全文依历代传说为据，好似很有说服力。考虑到先秦至两汉学者根据传说所撰诸多托文如《黄帝针经》、《神农本草》、《素女脉诀》，号称“三世”之书，假如认定它是两汉文墨，可。假如硬说它是黄帝时代遗物，我们只能回答：“否！”因为它们都属没有可靠依据的伪作，用史学要求分析，与我国远古医学技术史之起源发展史实不符。“脉学”是一个广义名词，它包涵了经脉学说，脉诊法之诸多问题，当我们讲脉诊法的起源，必须将其放在经脉理论基础之上展开讨论。否则，脉诊法便是无本之木了。

一、脉学诊断起源之基础

近百年来我国考古史料不断丰富，当我们利用考古史料对我国远古医疗科学知识、医疗科学理论的起源、演绎过程分别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以后，虽然我们可以从6000年前的陶塑、玉雕人面头像中认识到中国人对五官生理如“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有了一定认识；从陶纹中得知   、   反映了人们对于日之东升西沉有了一定认识；虽然我们依据考古史料论证过我国近5万年以来的先祖们在远事记忆能力增强的基础上不断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明了许多生产工具，改革了许多生产工艺，不断促进了原始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到5000年前的黄帝时期，人们还未产生对人体生理之更深层次上的认识要求，在当时的医疗实践中，距离创立人体经脉调节理论还有一段十分遥远的距离。需知：黄帝时期，人们对自己的生理、疾病的认识，不是他们的智力问题，是因为人体生理，疾病知识的高深难于理解；是因为原始医疗知识的积累不足，实践经验缺乏，限制了他们的认识能力。所以，我们认为说黄帝著《黄帝脉诀》……，实属于不实之词，《黄帝脉诀》很可能为两汉医家托名之作。

从黄帝时代到殷商时期，大约经历了2000余年，这2000余年中，有据可考者我国历史上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尧帝时期我国早期历法理论已可“期三百六旬又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将古历法敬授农时，促进了种植农业的发展。如先夏时期，鲧治洪水以“堵”为主，治洪失败，到禹治洪水，总结先辈经验将“堵”改作“导”，治理了洪滥。特别是在禹治国过程中总结前人社会经验，建立了六种（水、火、木、金、土、谷）府库制度（请参  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科技出版社1999、106页）强调当政者要作好“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六府三事”成为禹的治国之本，后世用“九歌”歌颂禹的伟业。夏禹之后，很可能发明了文字创作与青铜冶炼术，所以当商汤王克夏傑执政时，便铸一尊大盘，铸铭文九字，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借以告诫自己。此史料已两千余年，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说明商汤之前，我国先民已开始创造文字了。殷商的甲骨史料证明，殷商时期，原始科学技术已十分丰富了，如养蚕、丝织、印染、马车制造，已可组织千人以上的围猎，天文知识更广，历法制度更健全，已创天干、地支、六十甲子，已用天六地五十一常数，在记数中已可用万记，殷商的手工业已号称“百工”，尤其殷人们熟练地掌握了依类象形的甲骨造字原则，在依类象形造字原则中充分反映了造字者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充分反映了他们的科学态度，对此，我们意识到殷人已有智力思考医学中的相关问题了，尤其当我们从甲骨史料中知道殷人已给疾病命名34种，在孕产、临产医学造字中已知头先露，足先露，已可判断顺产难产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殷人为了造出一个心字，先后对人体心脏进行了反复解剖，弄清了心内有七个孔窍，有两组瓣膜，瓣膜有向上与向下之分，并将人的思维能力赋予心脏（圣人心有七窍）的时候，我们进一步领悟到殷人在    （心）字面前的思维过程，是造字的人们认识到在心脏底部心包膜之外的几条大经脉对全身起着调节作用。由此引出了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诞生，为远古中医理论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在医学领域中，我国独具特色的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经千余年的努力于两汉时期完善为十二经脉理论，指导中医临床两千余年。但是，我国经脉调节理论起源之后，并不一帆风顺，由于原始科学知识起源与发展的艰辛，在发展中几经湮没，到今本《内经》成书时，其经脉学说之面目，十分支离破碎，反映春秋齐国“四经调节”理论的“人有四经”四字，仅被误解为“四季之脉象”，在《经脉》篇中反映脉象诊断的“是动则病”长期被曲解为“是动病”，在整体《内经》史料中，看不出由殷商之   所代表的经脉理论的起源过程，看不出四经说，十经说的任何轨迹，虽在《灵枢》的许多篇章中叙述了十一经脉理论，能够验证“天六地五”十一常数对创立经脉理论的影响，但当两汉“十一脉灸经理论”未出土之前，很少学者论证十一经脉理论的存在。直至目前，学者们仍然很难认识到两汉医学家们在探讨十一经脉理论发展、完善为十二经脉动理论时，除了在“五脏理论”中补入“心包”发展为“六脏”外，还根据既往之所有医学理论特色，如精、气、神理论……统归于经脉理论之中，在此前提下，为完善十二经脉理论立了许多规矩。仍然很难认识到在安排十二经脉走向时，存在许多人为安排……。

我国的经脉理论仅起源于殷商，完善于两汉与黄帝、岐伯无关，作为脉学诊断法的起源时限，只能在殷商以后讨论。

在本文中，我们重点讨论的是“脉学诊断方法的起源问题”。“脉学诊断方法”具体起源于何时？它的基本的起源过程是怎样的？以下再作讨论。

二、脉学诊断起源概说

我曾撰《原始中医学临床诊断方法起源初探》（请参《论原始中医学》  北京科技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35-147页）。我个人认为：原始中医学临床诊断方法的起源过程中，存在一段自发的体表病态诊断法的使用时期，如殷人给腹内疾病命名为“腹不安”，“疾心”、“心逖”，如皮肤病中的痈，疡的诊断，如张家山《脉书》之病“在目，泣出为浸，脉蔽瞳子为脉浸”，可见他们给疾病下诊断（命名），仅依视（望）为据，与患者的表情、体态有关。因此，它们都不是医家主动寻找临床诊断方法进行诊断的结果。如甲骨文中的“疾蛔”，亦包涵了直观的病因诊断法，反映了依病因（蛔）给疾病下诊断的历史过程。后世由于医疗经验的集累，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步完善了病因诊断法及其他诊断法。马王堆《十一脉灸经》，张家山《脉书》的出土，揭示了秦汉医家、学者寻找到经脉理论与临床相结合的诊病途径，特别是“相脉之道”表明那时的医家们主动寻找到了按经脉之体征诊断疾病的方法。在探讨脉学诊断方法（切脉诊法）之前，让我们简要回顾秦汉时期，医家们主动寻找到的其他临床诊断方法。

 1、五色诊法：约产生于战国时期，首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在《素问·经络论》、《灵枢·五色》中都有记载，它的实质是经脉诊法，即依气候条件之冷暖与病人体表色泽变化特征进行诊断的一种较为原始的诊病方法，后世的舌诊与五色诊存在一定渊源关系。

2、内踝弹诊法：此法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素问》、《灵枢》中均有反映，它是一种原始的对较大静脉弹诊法，它反映了脉学早期人们对较大静脉之盈虚的认识过程。江陵张家山《脉书》“……右手直踝而弹之……”属于此法。说明内踝弹诊法大约产生于两汉时期。

3、三部九候诊法，此法主要见于《素问》诸篇，其中《素问·三部九候》较为正统。经分析，三部九候诊法与十一经脉理论有关，多将动脉博动处看作“气口”，约产生于秦汉之交。在三部九候诊法中，上部天、地、人之气口部位明确，中、下部之气口部位十分含混，说明该理论记录不全或并不成熟，不久被淘汰。后世学者将三部九候理论引入寸口脉法，起到了画蛇添足之效果。此外还有脉症法，四时脉法等，不拟赘文。

关于脉学诊断法，即切脉诊法，在中医四诊方法中占具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认为产生脉学诊法的必备条件是：其一、需要经脉理论作基础，切脉诊法是建立在“脉（经脉）”理论基础之上的一种诊断方法，它的产生，一定是在经脉理论趋于完善之时。其二、需要临床医学的发展。切脉诊法是在五色诊（络脉诊法）、内踝弹诊法（静脉诊法）、三部九候诊法（动脉诊法）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只有在临床诊断经验得到不断总结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其三、在临床经验中医家对动脉博动的进一步认识，如当某一医家患了痈病或者患了齿槽脓肿或者患了甲沟炎，当甲沟炎在红肿期，当局部压力超过动脉压时，患者就会产生严重的跳痛感，这便是医家总结出经脉主病及“是动则病”的认识过程。随后总结出“相脉之道”，明确了脉象诊断法，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认识到经脉异常跳动可以反应疾病。切脉诊法便可以在此条件下产生。脉诊法在早期发展中经人迎脉法，寸口脉法至独取寸口，当三部九候诊法汇入寸口的时候，使脉诊法走过了一段十分曲折的道路。脉诊法的基础是动脉的博动，是医家在切脉过程中根据动脉博动的性质判断人之生理状态与病理过程的新型诊病方法，在脉学诊法的早期阶段如《足臂十一脉灸经·足厥阴脉》记载：“揗脉如三人参舂”（相当于现代的三联律），如张家山《脉书·相脉之道》记载的脉象之盈虚、滑涩、动静三组脉象，都是秦汉医家在切脉过程中对动脉博动性质的实际描述，是对心脏及循环系统生理功能、病态现象的客观反映。在《相脉之道》中有一段原文即“它脉盈、此独虚，则主病。它脉滑，此独涩，则主病。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夫脉固有动者，足之太阴(代表点足背动脉)、臂之太阴（代表点寸口）、少阴（代表点腋动脉）是主动，疾则病，此所以论有过之脉也。”从这组原文分析，不仅三组脉象都有区别，而且“夫脉固有动者……”是人们对全身各部动脉有了较深认识的写作。在《内经》中记载了许多脉象，如人之常脉可分作大小，滑涩、浮沉；四季脉象如弦、钩、浮、营（沉）；用阴阳概念指导脉象者如疾徐、实虚、浮沉、滑涩等，《内经》中的脉象方法，都与“相脉之道”的三组脉象存在渊源关系。所以脉学诊断法（切脉诊法）的起源，至早产生于秦汉时期。用考古知识论证脉学起源时限或脉象诊断，应该是有说服力的。在今本《内经》中有近30篇文章探讨过脉象或脉象诊断，有学者统计《内经》中脉象名词多达50余种，反映了两汉时期脉学派别之争，学术界的混乱及脉象学中术语的规范化等都存在问题。此外，有学者指出：脉学在起源与发展中受到术数学的干扰；当五行哲学思想引入脉象学，引出“肝脉”、“肾脉”、“脾脉”、“胃脉”（大奇论）；或者认为“寸口脉中手短者，曰头痛，寸口脉中手长者，曰足胫痛，……”（平人气象论）的时候，已将朴素的脉象学引入到不可思议的紊乱状态了。有一位名家指出：“当哲学思想、概念与自然科学知识产生联系时，自然科学知识既有向理论跃进、升华的一面，也有被引向脱离客观实际，牵强附会的危险”。（廖育群1990）。《内经》脉象诊断名词中的牵强附会成份是不可忽视的。

对于《脉学起源考》论证黄帝等人著《黄帝脉诀》等书。对于脉学诊断法的起源等问题，我们经考证提出了看法，愿与《脉学起源考》的作者商榷。

2006年、7、4于秋实居

第二十六章    论建立在经脉理论之上的秦汉疼痛三假说

提要：疼痛是一个古老而现实的医学概念。这篇文章以《黄帝内经》和出土《脉书》之经脉主病和风寒致病为据，论证了秦汉时期我国先民创立的疼痛假说三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进一步阐释秦汉时期建立在经脉学说基础之上的“痛则不通”三则疼痛理论，对于“继承不泥古，发展不离宗”原则下创建新型中医理论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  秦汉    疼痛    三假说

医学发展史告诉我们，医学知识的起源来源于人类的医疗实践；医学理论的起源建立在医学知识的基础之上，亦来源于人类的医疗实践，并反作用于医疗实践，促进医疗实践的发展。这是马列主义的认识论所框定了的。我们的任务在于从远古人类的生活实践中寻找有关史料，澄清史料的精神实质，加以系统说明。本文目的在于探讨中国人对疼痛的认识过程。

疼痛是医学知识起源过程中的一个古老概念。我曾说明：我国属于“新人”范围的山西阳高许家窑人的智力水平已发展到可以对于外伤及外伤的流血，疼痛有了认识，他们不仅能用手语表示流血，而且还能用眉头、眼神配合表示痛，(1)还可能创造了痛的单词；当受伤后,他们已能主动用手将伤口紧紧的握着，其目的在于减少流血，减轻疼痛。

疼痛也是医学理论形成时期的一个古老概念。研究疼痛的古代史，国外于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时期，曾认为疼痛是一种与愉快相反的情绪，而不是一种感觉。这一假说缺乏物质基础，对后世医学影响不大。在我国今本《黄帝内经》中蕴藏着丰富的古典疼痛假说，这是后文要展开讨论的内容。

疼痛还是现代医学中尚未完全说清，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新概念，现代医学认为：疼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机体对疼痛的感知，二是机体对疼痛的反应。近三百余年来，在世界医学中关于疼痛的假说不少，我们读到的不论疼痛的特异学说，闸门学说，还是近些年来从生物、心理、社会诸学科出发对疼痛理论的探讨，都代表了人们对生理、病理知识的追求，都是现代解剖、生理、显微、生物化学知识综合发展的产物，反应了现代疼痛理论的发展过程。

    一、秦汉疼痛假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医学发展史证明：医学理论的发展是建立在临床医学发展基础之上的，当新的医学理论建立起来之后又反作用于临床医学，促进临床医学的发展，于是又会派生出一些新的子系统的医学理论。我国经脉理论产生之后派生出疼痛理论就经历了这一过程。

从临床医学讲，疼痛是疾病在临床中症的表现之一，是病人对疾病的一种感知。疼痛假说是临床医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之后的产物，它需要探讨医学理论的人们已经建立了一定的“感知”理论。因此疼痛理论的建立，依赖于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共同发展。《黄帝内经》中的疼痛假说深深植根于秦汉医疗实践之中，它是经脉理论产生以后的派生理论，内容丰富，我们有责任挖掘整理，公之于世。

两千余年前，全世界的自然科学都十分落后，许多民族仍处于蒙味状态。然而，在我国由于原始农业、纺织及仰韶文化以来的制陶、印染、冶炼、天文、历法、治水、文字及认识论方面的类比法、格物致知等综合科学知识的发生、发展，促进了我国古代医家们对疾病命名、病因的深入探讨，至殷商时期由于人体生理学的发端即人们对耳之于声、目之于色、鼻之于臭认识的正确性，促进了人们对心脏解剖的深入，促进了“心之官则思”及心脏底部大经脉对全身调节作用的认识(2)。由此，我国经脉理论踏上了千余年的发展里程。我国经脉理论的发展与形成，是世界医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使中国医学理论与实践在世界医学史上长期处于“独领风骚”的地位。秦汉时期我国的疼痛理论便产生于这一历史背景之下。

二、取象比类在疼痛理论创立中的历史地位

国外学者在研究人类原始思维的过程中曾提出“互参律”，我国远古思想家们在认识问题时广泛采用了取象比类，即用己知的自然现象论证希望说明的问题，目的在于“及于比类，通合道理”(3)。采用取象比类方法说明疼痛是建立在经脉主病与风寒致病基础之上的。秦汉时期，我国医家将人与地理环境相参，论证人体病理过程，认为“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灵枢·邪客》”，它与“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管子·水地》”相互辉映，这些史料与齐景公讲“寡人之有五子，犹心之有四支”是讲人体由经脉调节生理功能的道理是一致的。其实秦汉时期，人们又认识到经脉与疾病存在一定关系，张家山出土《脉书》说“脉蔽瞳子为脉浸”，直接将眼病与脉的关系提到我们面前。《五十二病方》专立“脉者（脉痔）”，《五十二病方》中的“婴儿索痉（脐风）”讲到“其  （肯）直而口釦（扣），筋挛难以信（伸）”，学者们一再认定这则两汉术语，“与后世经脉拘急”的临床表现是一致的。张家山《脉书》还明言：“它脉盈，此独虚，则主病；它脉滑，此独涩，则主病；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素问·病能论》亦讲：“阳明者常动，巨阳，少阳不动，不动而动，大疾”。上述诸文，都是讲经脉主病与“是动则病”的，表明了秦汉时期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都有较大发展，为疼痛理论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但是经脉主病为什么能引起疼痛症状呢？秦汉医家采用了取象比类的认识方法。古代医家们在自然环境中见到了“天寒地冻，则经水（流域较大的河水）凝泣”，并由此推之，得出“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 (4) 的结论。《灵枢·痈疽》亦讲：“寒邪客于经（脉）络（脉）之中则血泣”。古代医家们认为风寒可使经脉之中的血凝泣，无疑是将“天寒则地冻水冰”现象类比于人之经脉血气的。《素问·痹论》指出：“寒气胜者为痛痹，……痛者，寒气多也，故有寒则痛”。寒邪的侵犯是“荣卫之行涩，经络时踈”的根本原因，上述认识从一般意义上讲，点明了以经脉主病为基础的风寒致病问题。

三、秦汉丰富的疼痛假说

《素问·举痛论》是专门探讨疼痛理论的，《举痛论》以经脉主病及风寒致病为基础，分十三种情况解释疼痛问题。稍加分析，这十三种情况中蕴含着三种疼痛假说。

疼痛假说之一：寒邪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痛则不通

《素问·举痛论》讲：“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素问·离合真邪》说“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灵枢·痈疽》记述了同一道理。《举痛论》还分析道：“寒气客于经脉之中，与热气相薄（搏）则脉满，满则痛而不可按也”。上述史料都是讲不通则痛的，它的物质基础是血气在经脉内因受寒邪的侵袭而导致血的凝泣，使经脉不通，从而产生疼痛。后来发展为“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是指导灸疗、针刺疗法及观察治疗效果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灵枢·刺节真邪》的作者在讲到治则时发展了上述理论，写到：“善行水者，不能往冰，……故行水者，必待天温冰释冻解，……”指出：“人脉犹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调其经，……”《刺节真邪》的作者接下去讲，“火气已通，血脉乃行，然后视其病，……”《刺节真邪》的作者将水迂寒冷结冰类比于风寒致病，又将“故行水者，必待天温冰释冻解”类比于治疗，引出了采用热熨治疗某些疾病的合理性，对临床治疗医学具有深远而广泛的指导意义，是十分可贵的。时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对有关疼痛的治疗，仍然离不开五花八门的热疗。

疼痛假说之二：外引小络则痛

《素问·举痛论》还认为：“寒邪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蜷，缩蜷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举痛论》用这一理论解释、腹痛时说：“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络急引故痛”。“外引小络则痛”这则假说的特点仍以经脉主病理论为基础，但有所发展，似乎认定络脉（小络）是疼痛的感知部分。外引小络则痛理论，对后世医学具有一定影响。

疼痛假说之三：分裂则痛

《灵枢·周痹》认为：“风寒湿气客于外分肉之间，迫切而为沫，沫得寒则聚，聚则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则痛。”《灵枢·五癃津液别》说，“寒留于分肉之间，聚沫则为痛”，上述两文都讲寒邪对分肉之间的影响，“沫得寒则聚”，与“寒则地冻水冰”的道理一致，它的物质基础是风寒湿三气侵入分肉之间后形成的“沫”、“沫”在寒的作用下如水结冰一样聚积，从而使分肉向四周、上下分裂开来。因此推断说：“分裂则痛”。导致分肉之间“分裂”的“沫”不是在经脉内，可见“分裂则痛”相当于现代的“肌原性疼痛”，在《内经》中仍具有一定影响，对后世临床指导意义不大，是医家们探讨疼痛理论的早期之作。

秦汉时期，医家们以风寒致病及经脉主病理论为物质基础，创立了气血在经脉内流行，当因风寒导致经脉、络脉之中气血不通畅时，便引出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理论及寒则经脉缩蜷，“外引小络则痛”理论。其中尤以寒邪导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假说，对中医临床医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内经》中保存的疼痛理论，指导中医临床两千余年，它们比西方古代疼痛“情绪说”先进，比西方近代疼痛理论中的特异学说，模式学说早近2000年，我们不可忽视上述三派疼痛假说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当今探讨如何完善新型中医理论的过程中，怎样依托经脉理论与风寒致病理论探索新型疼痛理论，也是不可忽视的。

1999、6、10修改

参考文献

1、严健民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科技出版社  1999：16

2、严健民   中国人体解剖史探源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88(4)：61

3、《黄帝内经 素问·示从容论》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549

4、《黄帝内经素问·离合真邪论》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169

第二十七章    秦汉经脉理论完善时期的治疗医学特色

提要：长沙马王堆出土《五十二病方》载临床用药248味，不讲药理，与经脉理论无关，说明《五十二病方》成书较早，纯属经验医学。在《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物理疗法45方，绝大多数不以经脉理论作指导。其中灸疗6方，多用于局部麻醉，仅一方讲：“而灸太阴太阳”。从《内经》分析：先秦至秦汉时期灸疗、放血疗法、针刺疗法先后问世，并将其纳入经脉学说指导之下，对于古老的推按疗法，不仅提出许多新概念，而且在九针中专门制作了鍉针，员针作为推按血管（经脉）、分肉之间的工具，其中蕴含的理论是我们应该认真推考与继承并发扬光大的。

关键词：  先秦    治疗医学    特色

世界医学史一再证明：当某一新的医学理论诞生以后，便会产生一系列新的治疗方法。我国秦汉时期医学发展史，充分证实了上述认识的科学性。

独具中国风格的经脉理论，是以人体之心脏解剖为基础，认识到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对全身起调节作用之后及人与天地之自然现象相参的类比方法、格物致知的科学态度指引下经过千余年的孕育、发展，直至秦汉时期完善为十二经脉理论的。秦汉时期的经脉理论，仍以“圣人心有七窍”即心之官则思为核心展开思考的。十二经脉理论的完善即各经脉在全身各部位的循行过程，起到了对全身各部位之局部解剖部位的作用；十二经脉理论用于临床时，将人体生理，病理类比于“天寒地冻”、“寒则地冻水冰”，引出当寒邪侵入人体时：“寒则血凝泣”，“血气者，……寒则泣而不能流”因而引起许多病证。同时还总结出：邪客于经脉的“经脉主病”及经脉的“是动则病”至“相脉之道”的脉象诊断理论。即在临床中依据人体各部之动脉博动情况归纳为盈虚、滑涩、动静等脉象概念用于临床诊断，促进了早期脉象诊断学的起步与发展，使某些内、外科疾病有了比较客观的诊断依据。上述经脉理论的发展情况，使中国医学早在秦汉时期就己经具备了较为完整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体系，保证了土生土长在中国黄土地上的中医学独具风格，世代相袭，平稳发展。

那么，秦汉时期我国治疗医学特色是什么呢？

从治疗医学讲，经脉理论创立以前虽然早有药物治疗，如河北藁城台西村殷代遗址出土了桃仁、杏仁、郁李仁等中药，殷墟甲骨文中已有用药物治疗疾病的卜辞，《周礼·医师》明文写到：“凡疗疡，……以五药疗之，……”反应了早期药物治病的发展过程。到西汉早年的《五十二病方》中，采用动、植物药、矿物药治病的药味达248味。但上述临床用药，都与经脉理论无关，缺乏药学理论指导，纯属经验医学。在今本《黄帝内经》中，采用药物治病者少见，可能因医家们尚不知道如何将经脉理论用于指导药物治病有关。这是秦汉时期我国治疗医学的特色之一。从外治疗法看，在《五十二病方》中，记载古典物理疗法45方，绝大多数不以经脉理论作指导。其中灸疗6方，多用于局部麻醉，仅一处讲：“而灸太阴太阳”。也许从此时起，医家们已开始采用经脉理论指导外治疗法了。到了《内经》时期，《内经》中的外治疗法，几乎全部采用经脉理论作指导了。《内经》中的外治疗法普通而典型者如灸疗、放血疗法、针刺疗法以及推按疗法四类，它们都是建立在风寒致病及经脉主病理论基础之上的。前三类具有点状施治的特点，施治作用点准确，疗效较好。推按疗法虽然施治面积较大，但以经脉为对象进行推按，疗效亦好。以下让我们一一回顾。

一、熨疗、灸疗的特色

《灵枢·禁服》指出：脉“陷下者，脉血结于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这里包含灸疗理论，这个理论就是当血脉遇到寒邪的侵袭，血在脉中就淤结，血淤结后，脉就“陷下”了，所以在治疗时就是用灸疗（火攻），这一理论，与《内经》中普遍存在的“寒则血凝泣”理论是完全一致的。从文中分析：“血寒，故宜灸之”的施灸点当在经脉之上。在经脉上施灸也是《内经》中普遍存在的。如《灵枢·经脉》在十二经脉之下常规指出：经脉“陷下则灸之”。“陷下则灸之”不仅是《内经》的灸疗原则，也是《内经》以降历代医家的施灸原则之一。《内经》中的熨疗理论同样保持了这个特色。如《灵枢·上膈》：“……已刺必熨，令热入中，日使热内，邪气益衰，大痈乃溃”。

二、放血疗法的特色

《内经》中的放血疗法记载于47个篇目之中，采用经脉放血86刺，治疗疾病48种，它的理论基础是“病在脉，调之血。《素问·调经论》”“夫邪之入于脉也，……无逢其冲而泻之，……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复其真气，……刺出其血，其病立已。《素问·离合真邪论》”从《内经》分析：在秦汉时期我国的放血疗法已经建立了理论依据，在临床中的使用是十分盛行的。但由于医家们对人体各部位大小动、静脉的特点没有掌握。因而在放血过程中死人的事情时常发生。所以《灵枢·玉版》惊呼：“夫子之言针甚骏，……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 这一告诫，导致了秦汉外治医学的改革，在可以用金属制造“微针”的前提下提出了“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灵枢·九针十二原》”理论。这便是我国针刺疗法产生的根由。换句话说，因放血疗法的死人现象导致了“微针通脉”即针刺疗法的诞生。这一时期应在两汉。

三、针刺疗法的特色

针刺疗法产生早期，主要是将“微针”直接刺入经脉之中的。它的理论仍以风寒致病和经脉主病为基础。《素问·离合真邪论》采用人与天地之自然现象相参，在讲述了“天寒地冻，经水（流域较广的河水）凝泣”之后写到：“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在治疗时强调将针刺入脉中，说：“吸则内针，以得气为故。”《内经》中的“刺涩者，必中其脉。”“刺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经，非络脉也”。都是强调将针刺入脉中。《素问·调经调》对微针通脉讲的更详细，写到：“神不足者，视其虚络，按而致之，刺而利之，无出其血，无泄其气，以通其经，神气乃平”。这则文字讲的是“按络法”与“络刺法”。《调经论》的作者接下去写到：血“不足，则视其虚经内针其脉中，久留而视，脉大，疾出其针，无令血泄”。可见针刺疗法诞生早期，医家们反复强调将针直接刺入经脉和络脉之中。不仅如此，施针者还必须将针刺入“虚经”后，“久留而视”，当看到虚经充盈（脉大）之后，才“疾出其针”。充分显示了早期针刺疗法的特色。

四、推按疗法的特色

《内经》中的推按疗法也是建立在经脉理论基础之上的。《素问·离合真邪论》对于经脉空虚表现为血不足者的治疗方法是：“必先扪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弹而怒之，抓而下之”的推按法使血管壁充盈起来。不难看出：上文推按疗法中包含了推、按、切、弹、抓诸多手法，这些手法都直接施治于虚经之上。在《内经》中，还有将针用作按摩工具的。《灵枢·九针十二原》讲：“鍉针者，锋如黍粟之锐，主按脉无陷，以致其气”。《灵枢·九针论》亦讲：“鍉针取法如黍粟之锐……”主按脉取气，令邪出” 。这里讲明鍉针的用法如“员针者，针如卵形，揩摩分间，不得伤肌肉……”的用法一样。可见九种针具中鍉针、员针，都是顺着血管壁直接用于来回按摩血管壁和来回按摩分肉之间的按摩工具。《灵枢·刺节真邪》中还搜集记载了一则对颈动脉进行推按，治疗高热惊厥的病例，写到：“大热遍身，狂而妄见、妄闻、妄言，视足阳阴及大络取之（此疑讲放血疗法或文词有误）。……因其偃卧，居其头前，以两手四指挟按颈动脉，久持之，卷而切推，下至缺盆中。而复，止如前，热去乃止。此所谓推而散之者也”。可见上述对颈动脉直接进行推按疗法中还包含了对颈动脉窦的刺激，也许这就是导致解除高热的原因。

我国经脉理论的孕育，从殷商至两汉上下跨越一千余年，它的动力是历代医家、学者们不断探求人体调节理论。它在发生、发展中一方面指导临床医学实践，一方面又从临庆医学实践中吸取新的知识，丰富了经脉理论的内涵。秦汉时期，是我国古典医学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当风寒致病及经脉主病理论诞生以后，医家们便将经脉理论用于指导外治疗法，充分显示了我国外治疗法特色，促进了外治医学的发展。后来，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丰富了医家们对药物治病效果的认识，导致了药物性味、归经、主治、辨证施治理论的诞生，巩固了经脉主病理论的地位。这便是后世历代名家只能在传统医学理论的指导下发展，不能对其进行“补充、修改”的根本原因。秦汉时期的治疗医学特色，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

                                      

                                   1995、4、18

第二十八章    笑看当今针刺疗法大发展

    中国中医事业发展的历史证明：近60余年来是我国中医学界发展的最为辉煌的时期，尽管上世纪50年代个别地方出“团结中医、改造中医、消灭中医”及近年又有“告别中医中药”事件发生，这些逆流绝对淹没不了我国中医发展的总体浪潮。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对中医制订了一系列保护政策，如团结中西医发展中国医学事业；创办西学中学习班，培养了一批高级人才，创办各级中医院校，中医医院，提高中医执业水平，创办各级中医期刊，传递许多相关科研信息，引领与推动了各项中医事业的综合发展；组织众多人力、财力，开展了许许多多的相关科研，包括各种临床课题研究及各类课题的“经络之研究”，留下了一批又一批的正反两方面的宝贵史料，为我们在冷思考中合理使用这批史料探讨未来中医理论积累了经验。

    作为中医治疗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刺医学的发展，更为许多学者、临床工作者们关注，他们在医疗实践中关注自己的针刺手法；关注医患的针感；关注各种不同针具针刺后的临床效果，促进了针具的改进，探讨了新的针刺理论，在探索的道路上立下了丰功伟业。当我们回首中医事业针刺疗法发展过程的时候，可谓江流澎湃，百舸争流。笑看当今针刺疗法大发展，为我们探讨未来中医理论立了头功。

    一、关于针刺感觉的探讨

在针刺疗法进行中除患者能比较准确地说出各种感知外，有经验的医家也会体悟到各种感觉，两汉医家对进针后的“沉涩”，“气至”的描述就建立在临床经验之上。1957年中国医家裴斌先生为适应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经络”的形势下，特别撰文《有关针刺感觉的初步探讨》，发表于同年中医杂志第10期，裴斌先生的文章在于他从丰富的临床医疗实践中留心体悟，细微揣摩，写下了针刺过程中医患双方的各种感受，包括感觉性质，感觉传导位向，探讨针感的意义等。裴先生撰文的初衷在于那个时代中国人必须回答西方学者用皮肤低电阻解释“经络”，经穴及日本《经络之研究》，良导络理论问世。裴先生指出：“因此，说明感觉在针灸治疗中是个复杂的、多样的，它不仅是和疾病有一定治疗关系，同时也对今后生理病理学的研究中提供了新的资料”。可叹，20年后经络循经感研究中的结论背离了裴文的初衷。

近半个世纪以来许多中医论著如《论经络学说的理论及临床应用》、《杨氏经络疗法》等，无不用一定篇章探讨针刺感觉、手法。只恨我手头资料有限，论说无力。

     二、针具、针刺疗法的改进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国针刺疗法逐步走向芳兴未艾时期。那时各行各业，朝气蓬勃，国外《经络之研究》问世，良导络推广；国内《新针灸学》出版，针刺治疗聋哑取得奇效，促进了“一根针、一把草”治疗运动的发展。因现在有人妄目指责“一根针，一把草”。在此要多说两句。对于任何历史事件的评价，都不能离开当时的历 史演泽过程。如解放初期，党和政府根据当时中国的水患及农业需要发展的实际，在政府的适当补贴下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号称“人海战术”。八十年代以后有人批判“人海战术”是“劳民伤财”。就湖北讲：如果没有 1952年的“人海战术”能有荆江分洪工程的竣工吗？能有1954年抗击特大洪水的胜利吗？自今我国仍有许多县市的水利工程使农民受益，不都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经“人海战术”完成的吗？湖北天门的罗汉闸工程，河南著名的红旗渠工程，不也是在“人海战术”中完成的吗？评价历史，不可忘记历史演绎。中国针刺临床医学界的学子们就是在“一根针、一把草”的医疗实践中奋发图强从针刺镇痛中总结出针刺麻醉，总结出“头针”、“耳针”、“夹脊针法”、“水针”等等疗法，在针刺镇痛的探讨中，有资料反映，发现有效新穴已达1595个。（金观源《临床针灸反射学》北京科技出版社2004、34页）在针刺历史上，哪个朝代有如此伟业？更为可喜者，许多学者在他们的临床实践中关注各种针具的临床疗效，对针具进行改革，推动了针刺疗法的发展。

    2、2.1小宽针针刺综合疗法

小宽针发明人黄荣发先生是一位有心的学者，他的祖辈行医，常用三棱针为民众解除疾苦，他参军的年代正是推行“一根针，一把草”年代，也许是这个时代给黄荣发带来勇气，于1968年用三棱针为他的一位正在忍受腰部扭伤，经多方治疗无效的好友治疗，当及好友能下床活动，这一疗效给他无限力量，在社会、军营的鼓励、支持下，从此黄荣发走上了针具改革的道路，发明了独具特色、治疗简便的小宽针。

    小宽针一套为六枚不同型号的不锈钢针具，临床使用可灵活选择，在选取穴原则下进针简单、不捻针、不留针，出针后配合拨罐（含放血）按摩综合治疗，疗效明显，用黄先生的话说：“用之得当，有益无损”。《小宽针针刺综合疗法》已于1989年由河南科技出版社出版。

     2.2小针刀疗法

小针刀疗法是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由朱汉章先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创制的。毫无疑问：小针刀疗法是我国针刺疗法历史长河中一朵闪光的浪花，是朱汉章先生在自已的医疗实践中对待针具进行揣摩，改革的结果，从有关资料分析：朱汉章经历千辛万苦，迎着各种阻力，在临床实践中磨炼，于1987年才走出县、省，得到全国推广，为现代针刺医学作出了他自已的贡献。用辩证唯物史观分析，朱汉章先生的创作发明，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假如没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践、三大革命运动”作动力，没有“, 一根针，一把草”运动作支点，有谁能大胆支持他的革新，有谁能组织社会力量给与鉴定，能在十几年的时间就闯过数关推向全国呢？小针刀的针具设计是有科学性的，小针刀的理论基础是比较客观，接近生理病理的，她得到了针刺学术界的广泛支持，于1994年已被更名为“针刀医学”。

《小针刀疗法》于1992年出版，收载相关史料较为合理，第一章有关慢性软组织损伤的病理学说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在探讨未来针刺理论时具有参考价值。第四章专门探讨小针刀学派对慢性软组织损伤机制的新认识，文中从六个方面探讨了软组织动态平衡失调问题，其中软组织的损伤粘连学说占重要地位，由此导出了小针刀疗法中的剥离术、松解术，达到比较合理的解释疏通气血的目的。现代针刺医学中对于小针刀疗法的理论与临床实践是不可忽视的。

2.3巨钩针-钩活术

中国中医药报2007年8月10日第8版在“河北特刊”栏下刊载魏玉锁先生的巨钩针-钩活术。这篇报道十分详实，分五个内容介绍，附魏氏巨钩九针图。从文中得知魏玉锁先生从1984年毕业于中医学校起便从临床医疗实践中走上了探索改进针具的道路。魏先生于1984年10月读到小针刀资料，1985年10月又采积到山西针灸研究所师怀堂医师创新九针的资料，并从师氏的“锋勾针”既能针刺、又能挑治、割治和放血多用途中得到启示，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可以“强通”的巨钩针。自此魏先生在临床工作中伴随巨钩针走过了20余年。由于他的学术成就对针刺医学、疼痛医学、骨伤科医学的影响，他承担的各类社会任务越来越大，他希望具有中医特色的针刺医学更加发扬光大。

2.4关于激光针与激光针刀的临床应用

当今新兴科学事业不断发展，推进了许多行业的现代化，自激光用于医疗后，在针刺医学中添加了激光针疗法与激光针刀疗法。激光针是将一束激光对准某穴施治，我国已有南京小松医疗仪器研究所生产的XS.998型光电多探头激光治疗仪，它的功率性能良好，可渗透至皮下7cm左右，按操作规程进行疗效明显。

激光针刀，据中国针灸2007年8月号发表“夹脊电针配合激光针刀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本组病例计115例，分夹脊电针组激光针刀组和综合组。激光针刀组采用SJ-L型激光针刀进行治疗。从临床应用分析：SJ-L型激光针刀具有小针刀特性，表明针刀医学已有分支。作者报道：激光针刀在局麻下进针后留针、通激光30分钟，临床疗效明显，但激光针刀组半年复发率为74.2%。由此看来，激光针刀用于临床至少对针刺手法还应研究。

小宽针、小针刀、师氏新九针、巨钩针、激光针、激光针刀都是近几十年来中国针具改革中的矫矫者。回首之，笑在心扉。

三、针刺理论的探讨

近几十年来各级中医期刊刊载相关针刺理论的文章，亦可谓浩如烟海，有关探讨针刺理论的专著绝非罕见。《小针刀疗法》就不失为探讨针刺镇痛的专著之一，金观源博士继取前贤解剖，生理学包括神经反射理论为基础探讨疼痛与镇痛理论，已出版《临床针灸反射学》（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他从神经生理学，身体反射区知识出发，探讨了交感神经系统在内脏、在皮肤、在血管壁上的分布情况，这些探讨对于阐释针刺镇痛是很有意义的。

刘里远先生在《古典经络学与现代经络学》一书中同样用较大篇幅探讨了交感神经系统的分布与功能问题，其目的亦在于探讨“经络”与针刺缜痛原理。

上述认识在当今规范镇痛理论中我们应该怎样求到共同点呢？居住在地球的人类，人体是一个已经适应太阳系，地球这一自然环境的具有众多层次的，极其复杂的，可以自我反馈的自我调控体系，某一局部因受较长时间的风寒侵袭，导致局部组织中血管收缩，各细胞间代谢物质，迟缓或停滞，俗称风寒淤滞影响该局部代谢物质的正常代谢；或因各种外力作用导致某局部组织损伤，使运动过程中的动态平衡失调，因损伤、代偿、粘连；或在某外力作用下因全身姿态突然改变而导某组织位移，如某筋“出槽”；或因骨质增生厚加之风寒影响某肌痊挛，使某关节措位，从而产生压迫等，都极其复杂，但我们可从中找出主次。我们注意到许多学者在探讨疼痛机理时讲到“诱因”，在讲“诱因”时多指“风寒”古人有时将风寒称曰“贼风”侵袭。我们称之谓某局部持续感受风寒可导致该局部因风寒而产生淤滞，成为疼痛的重要“诱因”。因此，治疗医学中的五花八门的“热疗”，对于治疗疼痛有效。因此在临床治疗中我们应该怎样认识病理中的风寒淤滞，药理中的活血化淤，热疗中的舒筋活络呢？

但是有一点应该指出：在“经络概念”从《内经》经脉理论中分离出来满天飞的时代，许多治疗疗效都贴上“疏通经络”是不对的。因为人体并未找到“经络”组织，并不存在“经络”。因此在今后的中成药宣传中应该不再出现“疏通经络”字样了。

关于改进后的小宽针、小针刀、巨钩针等在临床实用中新创的镇痛理论我们是不可忽视的。分析这些针具与毫针的区别，首先在于它们比毫针粗，其次有了“刀”，有了“刃”，下针之后对局部组织的分离、撕裂、破坏，面积更大，我们能不能在这一实际情况中找到一些镇痛的认识呢？当小宽针进针以后，除较多地刺激到肌梭，环层小体，各类神经纤维，毛细血管壁、毛细血管壁上的交感神经系统、汗腺以及立毛肌上的交感神经纤维外，还因它们的“刀”、“刃”能割裂更多的组织乃至伤损各类细胞壁，增加受损局部的各种组织液的渗出，如K+、CL－离子浓度的改变，组胺，5-羟色胺等浓度增加作用于神经末稍，产生痛觉兴奋，此过程被认为是“疼痛的生化机制”。但是：小宽针等在于治疗，我们应该怎样突破矛盾，重新认识呢？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他们的镇痛原理，病理学家们、临床医学家们、疼痛生理学家们应该设计一些怎样的课题，开展怎样的相关研究呢？拜求学术界审视。

跋：杏林忧思

中国医学事业，渊源于新人以来的数万年间；有文字可考者延蔓三千余年，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原始中医学中不仅思维方式独到。许多理论独具中国特色，能经受当今科学考验，为世界其他民族医学史所不及。但在《黄帝内经》成书以前，许多医学史料多经口头传授，或为残帛断简流传，发展之艰辛，不难理解。因此，撰集《黄帝内经》的人们，搜集、依赖的先秦口传之医学史料，残帛断简史料中，只言片语者不少。在今本《内经》中这类文词是较多的。如《生气通天论》、《六节藏象论》中都有“其生五，其气三”，由于在两文中引用生硬，其理难明，因此，在传统解释中未能统一，学者们都不理解它应与古历法理论中的“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气为时，四时成岁”联系起来解释；如《上古天真论》中的讲男女性生殖生理时，强调“肾气”，至今在学术界尚未统一对先秦“肾气”的认识，尚不知道在秦汉时期“肾”本指男性的睾丸，两千余年来泌尿之肾与生殖之肾的概念混淆不能通释的历史应该结束了。但是已经澄清了的事实，不知何日方可在教科书中统一认识，又如：在《阴阳别论》中开卷便说“人有四经十二丛”，人有四经这四个字本来源于春秋齐国的“心有四支”即“人有四经”调节论，本源于殷商甲骨文造字者，对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的描绘，但因，撰文者所得为只言片语，不了解文意而生硬录下，或者写“人有四经十二丛” 的作者，已经知道，十二条经脉是从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分离出来的，但原作者未能进一步阐明，为后世注家闹出了笑话。今本《内经》中的相关问题是我们需要进一步阐明的。

我们还应该看到，两汉《黄帝内经》成书以后，于魏晋时期，当玄学发展之时，人们在不能解释《内经》中许多原文本意的情况下，希望从玄学中找到理论依据，于是对于《内经》之解释越来越玄妙；当代学者证明：两汉以后，《内经》在转抄中，累有散失；《素问》在唐代，《灵枢》在宋时，都有较大更变。天人合一观念被曲解，五行，运气学说大增。尤其从殷商至两汉之“经脉起源演绎理论”，在《黄帝内经》中未被全面反映，为后世传统中医理论中的某些内容走上玄学留下了口实，同时也为当今澄清经脉理论增添了难度。

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使“中医理论”陷入困境，国外只认可中药疗效，不接受“中医理论”。且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南京政府通过“消灭中医案”，给中医事业蒙受重大损失。五十年代，百废待兴之时，中医事业获得新生，当针刺镇痛，治疗聋哑取得奇效，当日人提出“良导络”，出版《经络的研究》的时候，中国人急于寻求新型中医理论，在人们还未来得及探明经脉理论来龙去脉的前题下，误将经脉理论（经脉、络脉简称“经络”）曲解为当今之“经络概念”且动员全国医界花去大量人力、财力寻找“经络实体”，有些学者用伪气功理论解释“经络”。再一次为现代中医理论制造新的玄学，严重限制了中医事业走向世界。这一过程的实质，反映了近百年来许多医家为传统中医理论中一些过了时的“理论”而惆怅，包含了杏林学子忧思无门之心情。可叹当今又出了个张功耀。

现在当我们从甲骨文中领悟出心（  ）字的历史意义在于描绘了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当我们认识到齐景公讲“心有四支”的医学理论意义即“夫心者，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的时候，当我们将其出土之十经脉、十一经脉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比较明确地意识到了我国经脉理论的起源、演绎过程的时候，我们能不认真思考我国独具特色的经脉理论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吗？然而，我自己“单枪无马”功底浅薄，这就是我于2003年向四教授呈送：为探讨撰《中医人体经脉调节理论起源·演绎三千五百年》的信，希望谋求指导，谋求立项的根本原因。但因我的设想脱离实际而未能实现。三年以来，我自己在学术实践中因认识上不断深化，并结合学术界的实际，围绕当今之五花八门的“经络概念”逐步撰文，经组编完成《经脉学说起源·演绎三千五百年探讨》书稿，现将拙著投于学海，希望专家教授们指导，假如有商榷刊出，那就更好，因我衷心求得千层浪花。预先向指导者们叩谢！ 

二00六年十月一日于十堰市秋实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