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医理论产生的根由，历来不少学者还认为医源于易，近代学者在讲医易关系时多认为医易互通。或曰：“中医的基本理论……皆由易学而来”。或论述中医之科学理论基础时强调“须知中国文化根源在《易经》。”上述认识虽与医源于易有别，但仍推崇易肇医之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我国古典中医学理论虽可讲医易互通。但医学理论的产生，必然与临床医学密不可分，这是易学无法比拟的。进一步讲：我国医学理论肇端于近四万年以来的新人时期对医学知识的初步认识。而易学，假如从《连山》、《归藏》讲，根据闻一多、潘雨庭、江国梁的考证，至多起源于山顶洞人文化以后，仅万余年的历史。易学的起源与发展源于古人对天文知识的积累，它在诞生初期便有了一定的哲理性；而医学理论的产生是在临床医学发展至人们感到需要从理论上阐明疾病的起因，命名、分类及其发展与转归的时候，在人体解剖、生理知识及其他医学知识都有了一定的积累以后才开始的。如果说到医学理论中与天文知识相结合的一些内容，或曰：“天人合一”的认识，在早期医学理论中是没有的。又如阴阳、五行学说，也不是早期医学理论中的内容。从考古史料中证实：我國“目之于色”等五官生理渊源于数千年之前，人体经脉调节理论在殷商已经起步，那时并无“五行生克”可言。我国近几十年来出土的一批秦汉医学著述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甘肃武威汉代医简、江陵张家山的《脉书》都是未经后人修饰的历史原著，在这些书中，阴阳观点罕见，绝无五行生克，不能支持医学理论源于易理。今本《内经》之与易学互通的内容在阴阳应象大论，四时调神论及天元纪，五运行、六微旨，等七大论中。众所周知，后七大论、属唐王冰补入，非秦汉原著，也不支持医理源于易理。在《内经》的其他篇章中，确实蕴藏着许多古典天文、历法知识，它是古代医家为了说明医理而采用类比(人与天地之自然因素相参)手法的产物。我国的类比法与法国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中的互参律理论有些相似，都是远古人类思维方法的反映。

    我国医学理论起源于殷商人们对耳、目、口、鼻生理功能的进一步认识，尤其殷商时期一大批有学问的造字者们，对人体心脏进行了多层次的解剖与观察，并将心脏内部的瓣膜，心脏底部的大血管记录在甲骨文心字之中，又留下了“心有七窍”的正确结论。是殷商时期的一大批学者为创立中医理论开了一个好头。可以说我国医学理论框架肇端于殷商，形成于秦汉时期，分别搜集在《内经》之中，已被医史界的学者们公认。历代学者在陈述中医理论的时候，较为普遍的陈述方式是：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脉络脉学说以及运气、形神学说等，给人的印象是上述古典中医理论虽为中国独创，可视为中国特色。然而看不出这些理论在中医整体理论水平上各自处于什么地位。我们要问：在中医整体理论框架中有没有主纲?如果有，什么内容是中医整体理论框架的主纲？在中医整体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是什么时候引入了气的思想?阴阳学说，五行一五脏学说等在中医整体知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弄清上述问题是振兴中医的必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我曾设计：“我国传统人体凋节理论演进简表”，将六种人体调节理论相互跨越的时空及其在人体调节理论中的历史地位制于一图，基本说明了殷商至两汉中医理论框架形成的历史过程。

以下将六种人体调节理论简述于后。

一、早期的心—经脉调节论

我曾在多个资料中讲人体解剖，生理知识与医学理论起源关系时，对于与早期的心经脉调节论有关的内容作了不少介绍，以下再作一些简要说明。在甲骨文中与人体解剖，生理有关的文字较多，其中字反映了当时知识层次最高的造字者们对心脏，心脏底部的经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那时的人们在五脏研究中对心脏的研究是绝无仅有的，说明人们感到研究心脏的必要性。殷商时期已提出心主思维假说(圣人心有七窍)，春秋齐鲁地区又提“灵气在心”假说，并将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现代解剖证明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是显露于心包膜之外，由主动脉弓发出的左锁骨下动脉，左颈总动脉，无名动脉和上腔静脉)与齐景公的五位治国的谋臣相提并论，说明这四条经脉犹如治理国家的谋臣一样对全身起着调节、治理作用。

早期的心—经脉调节论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人们在对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的直观认识为基础进行推导，提出“四支”(四经)调节理论，直至《淮南子·原道训》更加明确地写道：“夫心者……，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这是“四经”调节论最清楚的记述。然而由于新兴的经脉理论迅速发展，“四经”调节理论在《内经》中的记述也就有些含混不清了。如《素问·阴阳别论》说：“人有四经十二丛”，如果正确理解这句话是说：经脉理论提出的十二丛(经)，是从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派生出来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的限制，历代学者都没有弄清“人有四经”与“十二丛”的关系，连王冰也说“四经”是指“春脉玄，夏脉洪，秋脉浮，冬脉沉，谓四时之经脉也”，我国医学史料证明2000多年来，历代医史注家都没有将“人有四经”与“夫心者，……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联系起来进行注释。更无人将其上溯至齐景公所讲的“寡人之有五子，尤心之有四支”联系起来进行注释。因而“人有四经”一直无解，即使撰文，也难以得到社会的支持。从人体调节理论的发展进行分析：早期的四经调节理论走过了千余年的里程，为新型的心—经调节理论即十二经调节理论作了奠基。有关新型的心经脉调节理论的内涵，将在后文讨论。

二、朴素的脑调节论

脑和脊髓十分柔弱，藏于头盖骨和脊髓腔内．难以被人们发现，假如因外伤流出脑汁和脊髓，从流出物看，似脂非脂，似水非水，似涕非涕，是古人难以琢磨的，因而殷商至两周时都没有造出一个脑子来，但是殷商时期的造字者们从总体上对头脑进行了反覆思考，创造了代表头脑的几个字，如：，它们虽分别释作()天颠顶，()首，头颅()囟，但都具有头颅总称的意义。尤其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卜辞：“羌方其用，王又受”徐中舒释读为“所斩获敌国之首也”，这里解为头颅，首级无疑。在卜辞“丁卯卜贞其雨中”，作首级(祭品)解，似有不妥。因为这是一则求雨的卜辞，不能说我给首级(祭品)你下雨。如作思虑，请求解，这则卜辞就释读作：丁卯卜，卜人贞请求下雨。此解顺理成章。李学勤在《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中释为思。卜辞举例：“ (思)  (御)于永冬(终)?  (思)  (御)于休命”？李氏以思作进致意解释，读作“能得到永终吗?能得到体命吗”？王守信先生在《西周甲骨述论》中分析后指出：“我们认为即(说文)之囟，这里读思或斯。”陈梦家指出：“象头壳之形，其意为首脑”，诸多甲骨学者都认为具有头颅总称的意义，似与思维有关。我们注意到甲骨文中有一个字，“其意不明，疑为首级。”卜辞原文：“丙寅卜又涉三羌其至”。应该指出“”是一个象形会意字，它从(囟)从手()，指用手抓后头皮，描述了人们进行思考时的行为表象。这则卜辞的原意：丙寅卜后，又往前行，涉三羌水时，才想起到 (师)  (服)去。因此“”应读为思，完全具有思考的意义了。从上述史料分析，甲骨文之，除了代表首级，头颅之外，更重要的是具有思考意义。其实《说文》中的思字作，从囟从心。这个思字说明许慎时代，人们已认为头脑和心都主思维，都对人体具有调节功能。

战国至秦汉时期人们对脑的认识如何，根据近三十年来发掘出土的帛简所载史料分析，此时，学者们已造出，许多脑字，如，这些脑字，都是距今2200年前后的原文，代表了脑字创作早期的字形，它们都具有从上、从匕、从山从止特征。毫无疑问，这些脑字都是不同的造字者面对大脑表面形态特征进行观察经抽象思维后描绘的。现代解剖知识告诉我们，大脑表面成沟回状排列，如筷子粗细．有起有伏。假如从不同角度审视沟回，其状有如山者，有如匕者．有如上者．有如止者。所以出土脑字深刻反映了秦汉时期有众多学者做过大脑解剖，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学者们认识到对脑组织研究的必要性。出土脑字证明，在《内经》中“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裹撷精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足太阳有通项人于脑者”，“胃气上注于肺，……循眼系，人络脑”，都是有解剖作基础的。在《内经》中以大脑生理功能为基础提出了：“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还有蹻脉理论，维筋相交理论及治疗中对“刺头中脑户，人脑立死”的认识，都反映了脑调节的重要性。上述史料证明：秦汉时期再次兴起的对大脑的研究与认识上的成果，很快成为《内经》经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我国先民对脑进行解剖研究的历史过程，对于丰富中医理论框架的内容是十分有益的。

三、原始的气调节论

我国气的思想源远流长，《庄子·齐物论》讲到“天籁”、“地籁”，结论说“夫大块噫气，其名曰风”，记下了远古人类对风(气)的认识。考古证明：早在6000多年前，我国制陶者就依“天籁”“地籁”原理创造了三孔陶埙，表明制陶人员对风气认识上的升华。两周时期，人们对气的认识又有发展，如“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认为天和地都有自己的气，天和地是按照气的规律运行着。进而认为天和地各有十二气，指出“十二地气发，……十二天气下”，或者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战国时期惠施从哲学范围总结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有学者指出：“小一”就是气，将气的思想引入人体调节理论，大约从春秋时代就开始了。《国语·周语下》明文写到：“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讲的是气在人体内的生理功能。《管子·心术下》又讲，“气者，身之充也，……思之不得，其精气之极也”。《心术下》与《内业》的观点是一致的。孔子认为：人体有血气．并认为年龄不同，血气的性质也不同。指出：“少之时，血气未定，……及其壮也．血气方刚，……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战国时期，以孟子为代表总结出“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气在人体运动功能方面的调节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的上述认识，成为《内经》脏腑、营卫、形神理论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中医理论框架的主纲——人体调节理论的重要内容。

四、辨证的阴阳调节论

我国的阴阳理论与易学存在渊源关系，已为学者们公认。但阴阳观念产生年代尚无定论。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人们阴阳概念的产生，较易学遥远得多。当人们的大脑能够记忆事物，并将其进行比较的时候，便为阴阳概念的萌芽创造了条件。阴阳概念的萌芽，与太阳的升伏，阳光的明暗及其他许多相对对立概念如大小、细粗、上下、短长、坚柔、干湿、黑白等对比认识有关。由此推之．阴阳概念萌芽时限渊源于数万年之久，最近时限亦在山顶洞人至裴李岗文化时期．形成于龙山文化前后。易学是在阴阳概念影响之下．待到“观象于天”积累了许多天文知识并开始根据原始的天文知识与“观法于地”所获得的地理物候知识结合起来创立历法的时候发展起来的．因此易学的产生，大约始于龙山文化以后，商周之际易学才有了较大发展。据传统文化记载，用阴阳观念解释事物出于周，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1年)伯阳父解释地震时说：“阳伏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发生地震。《周易·否卦》讲“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都是春秋时期人们利用阴阳观念解释事物的有名例证。一般认为，将阴阳观念引入医学，始于秦医和的六气致病说，与医和同时代的晏子，则提出“一阴不胜二阳”用于心理治疗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从传统文化有关史料及出土医书分析：在经脉理论尚未建立以前，阴阳理论用于医学十分少见。马王堆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是阴阳理论与经脉理论相结合的最初的代表作，很快发展为十二经脉理论，并提出“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精气循行原则，完成了精气在经脉内流动“如环无端”说。在《内经》的其它篇章中利用阴阳观念说明人体解剖部位的较多，如“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腰以上为阳，腰以下为阴”，“内有阴阳，外亦有阴阳；……五脏为阴，六府为阳；筋骨为阴，皮肤为阳”。这些理论分散在各个篇章之中，是在经脉理论形成之后，为了完善阴阳，经脉理论逐步提出来的。与此同时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就建立在“阳予之正，阴为之主”，“阳化气，阴成形”及“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基础之上了。在《内经》中阴阳调节理论与经脉调节论难以分离。

五、生克的五行一五脏调节论

五行词组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多见．且含义较多。如古地理学中的“五行之山”古舞名“五行”，春秋战国时期上层人物的五种行为规范如《中庸·二十章》强调仁、义、礼、智、诚，《吕氏春秋·孝行》“五行不遂”指庄忠敬笃勇。“五行”又是古历法中的重要内容。我国早期人们以观察日月变化为依据建立历法，如“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五行之动，迭相竭也”，指的是月象变化情况；“日行五度，十五日为一节，……日、 五日不见，失其位也”，在《内经》中以五数为单位反映历法的，如《素问·六节藏象论》“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所以春秋战国时期，“五行”词组不单指木火土金水。自春秋早期“五行”木火土金水说产生以后的数百年间，木火土金水已有相生相克之说，但很快招到反驳，它不如阴阳学说使用那么广泛。直至邹子推演五行灾异说后，“五行”词组似乎专指木火土金水了。

五行属性知识告诉我们，采用五行说明人体生理功能，必须首先依据五行属性与人体某些器官相配后方可推导。那么，哪几个器官可以与五行属性相配呢?这一点两汉时期的学者们大约费了不少心思。如刘安在《坠型训》中讲：“黄色主胃”，与刘安同时代的淳于意讲：“胃气黄，黄者土气也”。他们两人的认识可能出于对胃的解剖，也许来源于临床现象“呕苦”，以上史料证明，公元前140年左右，人们对五行与人体器官相配还在摸索之中，也许那时“五脏藏精气而不泄……六府转化物而不藏”的脏府归类理论还未总结出来。或者说这一理论传播不广，还未被刘安、淳于意等人接受。为什么两汉医家要将五行学说引入医学说明人体调节理论呢?大约有两个原因。

五行1．学说引入医学的原因之一

起源于殷商的心——经脉调节论只限于“四经”，不能适应临床发展，虽春秋已有血气说，但血气与四经存在什么关系还不清楚，经脉主病理论及利用经脉进行诊断的“是动则病”理论还未创立，人们对经脉的认识还有待人体解剖，生理及临床医学的发展。秦汉时期虽然人们对脑进行了反复解剖，已创造了几个脑字，但脑组织静静地趟在脑腔，加之科研手段如此原始，人们不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完善脑调节论。再者，一元的气，二元的阴阳，都不可能适应临床发展需要，这是医家们必须寻找新的人体调节理论的重要原因。

2．五行学说引入医学的原因之二

春秋战国时期，策士为荣，游说兴起。策十们不辞劳苦，奔走诸国劝解国君应该如何把握自己的言行，改善自己的治国方略，保证国家的安定、强盛，人民的康乐。从方法学讲，策士们在游说中充分发挥了“类比”手法，如孔于曾将“人而无信”比作“大车无輗，小车无軏”说明“人而无信”的人不可能做出政绩来。孟子在见梁惠王时，曾利用“一羽之不举”、“舆薪之不见”来说明“百姓之不见保”的原因是因为做国君的人，不愿为百姓办事“故王之不王，不为也”，策十们的游说，推动了类比推理的广泛应用。秦汉时期医家们在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的过程中，除了做过许多解剖，如五脏、六腑的解剖，大脑、颅底经脉的解剖，眼的解剖，四肢经脉、肌肉的解剖、骨(含脊柱)的解剖等以及在经脉理论形成过程中或以后，医家们大量采用了将人体某些生理、病理现象与天地之自然现象类比方法，进行类比，得出了一些比较接近实际的结论，如风寒淤滞理论等。在寻找新的人体调节理论中，学者们根据传统文化中的五脏情识论，如心之官则思等，谋求与社会组成类比，寻找一种有君有臣的社会化模式的人体调节理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论理人形．别列脏腑”，并将五行与五脏相配，从此完成了依五行相生相克胜属性建立了有君(心)有臣(肝、脾、肺、肾)的五行——五脏调节的人体调节理论框架。《素问·灵兰秘典》以十二经脉为基础，提出十二脏，用膻中代心包讲解以心为君主之官的“十二脏相使”问题，结论说“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毫无疑问，五行—五脏调节论引入医学以后，促进了藏象学说的诞生与发展。

应该看到五行—五脏调节理论，是建立在类比基础之上的，是在经脉理论发展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从属于新型的心—经脉理论了。五行—五脏调节论与经脉理论相互补充丰富了中医理论，在中医理论的发展史上起过一些作用。

六、新型的心——经脉调节论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医学史料和近三十余年来的考古成就都证明：新型的心经脉调节论是秦汉时期发展与成熟起来的。它是数千年间我国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发展的必然。经脉理论的核心是“脉”，我国传统文化中首先是从自然现象中认识“脉”的，“脉”代表一种气。《国语·周语上》“古者，太史顺时土，……土乃脉发”。这段话的意思是：古时，朝廷设太史一职，太史在立春时节，依“观法于地”的道理观察地表气体情况，见到了土气冉冉升腾之状，即“土乃脉发”。这“脉发”，代表了春天早晨地气上升现象。传统文化中的“以咸养脉”，“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都是对人体经脉的认识。从史料分析：战国以往的传统文化中，看不出“脉”与疾病的关系。秦时《吕氏春秋·情欲》讲到：“身尽府肿，筋骨沈滞，血脉雍塞”。《吕氏春秋·尽数》讲：“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引起的一系列疾病，这些记述都是经脉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标志。将“脉”引入医学后的内涵大约有两层意思，一指解剖学中的经脉(含血管、神经干、腹腔中的淋巴管)；一指生理学中的脉搏、脉气以及较晚提出的脉象，认为脉具有传导、调节功能。《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一系列经脉理论及近二十余年来出土的一系列医书和脉书一再证明：秦汉之交我国新型的心——经脉理论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它的主要特征如下：

1．经脉学说起源于多途径

秦汉经脉理论的形成，除了渊源千余年的有限的人体解剖，生理知识的积累及临床疾病命名，分类，经脉主病因素外，尚有痈病治疗中的“用砭启脉”理论，砭启四害的总结。因“盛则泄之”而普及的放血疗法，在放血疗法中总结出的：“夫子之言针甚骏，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从而提出了“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理论都是促进经脉理论迅速完善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临床医学中医家们已经观察到脉有“动”与“不动”之分，在对人体体表经脉进行多方位地观察、切循之后，得出了脉可分作盈虚、滑涩、动静，结论写到：“它脉盈，此独虚，则主病；它脉滑，此独涩，则主病；它脉静，此独动，则生病”。作者进一步指出：“夫脉，固有动者，……是主动，疾则病。”这则论述是解释“是动则病”的，是脉象诊断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不难看出：起源于多途径的经脉理论指导临床医学迅速发展；临床医学在脉象诊断学中的进步又丰富了秦汉经脉理论的内容。

2．经脉理论发展的渐进性

《淮南子·原道训》讲：“夫心者，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这段话在经脉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这段话是以“心有四支”为基础讲的，“四支”指的是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它渊源于殷商时期人们对心脏的解剖；“流行血气”是秦汉医理。两者结合，证明医家们正在酝酿新的经脉理论。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两部“灸经”，其中“阴阳十一脉灸经”在江陵张家山再见，这些脉书，经脉条数仅十一，循行点简略，绝大多数经脉的向心性循行，极少分支，未见经脉、络脉与内脏相联，没有五行金木水火土说的影响，证明“十一灸经”是经脉理论兴起早期之作，它从心“制使四支，流行血气”而来，又迅速向十二经脉理论而去。表现了经脉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的渐进

性，是经脉理论发展的必然。

3．十二经脉理论集古典人体调节理论于一体

我国经脉理论完成于秦汉时期，它吸收了前代医家们的膏梁之作，如经脉理论中的血气、精气、津气理论的气调节论在经脉理论中的具体应用。我们说我国有限的人体解剖知识是促进经脉理论的原因之一。应该承认，人体解剖知识有限到连人体解剖部位都不明确，这一点给临床医学的发展带来很大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脉学家们将阴阳观点引入经脉理论，将经脉分作三阴、三阳脉，且十二条经脉各有自己的循行范围，当我们讲到某一条经脉的时候，就知道它所代表的人体解剖部位以及它所主病和疾病特征。所以当阴阳与经脉结合以后，近似于解决了人体解剖部位问题；同时精气在经脉内流动、循环往复，如环无端，近似于解决了人体循环生理与消化生理；此外将发展中的脑调节论制于经脉理论之下，创立了蹻脉与维筋相交理论，解释了“伤左角．右足不用”：将五行引人与五脏相配，创立了脏腑学说．丰富了经脉理论发展到无可挑剔的程度。

综上所述，我国医学理论源远流长，它是建立在有限的人体解剖、生理知识、临床医学发展及类比方法基础之上的。秦汉之际新型的心——经脉调节论框架基本完成。我们说中医理论具有独特性，它的独特性是什么呢?是中医理论创立早期就出于寻找人体调节理论，随后的千余年间历代医学家都围绕人体调节理论这一主纲探讨中医理论：在中医理论框架中，人体调节论是主纲，人们习称的阴阳学说、五行——五脏学说到秦汉时期才先后渗入医学，丰富了中医以心脏、经脉为主的人体调节论。换句话说，心—经脉调节论又是人体调节论的主纲。

后世药物归经理论的诞生及辨证论治的诊治方法，发展与巩固了经脉理论。至今经脉理论仍有生命力，我们应该采用现代手段．原原本本地研究它、发展它，它是振兴中医有望的基础。秦汉时期的经脉理论(不同干当今“经络”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