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在中国古文化中是一个多意词。如《诗·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道即大路。如《管子·枢言》：“道之在天者，日也”。《管子·乘马》：“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天也，莫之能损益也。……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讲的是…日月运行及古历法理论。如《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讲的是事物内部发生、发展的规律性。如《论语·卫灵公》：“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讲一个国家当政者的政令是否为民众谋利益。如能为民众谋利，有文化的人就出任国家公务，如不能为民众谋利，则有文化的人就去隐居。又如《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仁》中的“道”，指人在谋事过程中的品德。从上述史料分析：西周早年，人们已将行走之道(路)，演绎为事物的发展过程。如春秋冬夏四季寒暑(阴阳)推移的认识过程。毫无疑问，上述道文化史料，孕育了老聃的思想，成为《道德经》临盆的社会基础，可见春秋时期，老聃利用他能够接触群书的条件(当守减史)对“道”概念进行了专门研究。从《道德经》全文分析，老子研究“道”的落脚点放在自然界，与社会生活中，他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万事万物本身发展演绎的特有规律性，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低洼地)……”。如“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古历法制闰理论)。”老子在探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好似讲“道(规律性)”生于天地形成之先的。但他指出：“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强调“域中有四大，而人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表明老聃本人认为“人”认识天、地、道(规律性)的主导地位，即人的因素第一观念，点明对“道”的认识来源于自然界，即“道”是依赖于自然界、社会生活中万事万物内在的客观规律性总结出来的。这就是老聃将万事万物本身演绎的特有规律性概括为“强字之曰道”的根本原因。但上述史料不是“讲道”的“道学”，不同于东汉以后的“道教”，更不能说“中国的诸子百家都传道。”上述认识是我在《走近老子——道德经章秩重组注译》中，将《道经》分作自然规律之道(共20章)，社会规律之道(共10章)，玄妙之道(共7章)的根由。

    “玄妙之道”是老子将提炼出来的“道(规律性)”概念放在更加广阔的范围进行探讨时感到无法讲清的一种心态。如他在第一章讲：“道，可道，非常道”。他是说：“道(规律性)”、“可道”，每一事物的发展规律性是可以探讨清楚的。  “非常道”，每一事物的发展规律都不同。但当他希望将每一特殊规律性都弄清即“欲以观其妙，……观其徼”的时候，又感到了“玄”，其结论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其实，科学发展至今天，当我们研究宇宙起源时，从总体讲，知道它有规律性。可是现在还停在“大爆炸”说，我们也感到了“玄”。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宇宙形成之前”有一个人格化了的“道”来主管宇宙的生成。上述史料证明：两周至秦汉，我国“道文化”现象，与东汉以后的“道教”、“道教文化”无关。

 二、关于《道医学》的认识

    我国道教创始人，公认张道陵。曾任江州令的张道陵，于东汉顺帝(公元125—144年)时入四川鹤鸣山修道。永和六年(公元141年)完成道书二十四篇，借用符水咒法为人治病之机传教，初入教者，交五斗米，俗称五斗米教。张道陵于156年病逝。20年后，河北的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创太平道，尊黄老，在河北等地秘密传教，全国入教者达十万众。中平元年(184年)三月五日起义，参加起义者臂带“黄巾”，史称“黄巾起义”。不久失败。四年后(公元188年)东汉灭亡。“道教”创立之初，虽张道陵用符咒为人治病，那不是“道医学”。与张道陵同时代的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魏伯阳出生高门，好道术，东汉有名炼丹家。据葛洪《神仙传》载：“真人魏伯阳者，……服丹成仙。”魏伯阳可称道教养生家。无史料可证魏氏为人治病，未留医籍，与“道医学”无缘。葛洪的曾祖父葛玄(164—244年)是三国吴方士，道教尊为“葛仙公”，“太极仙公”。他只好神仙导养之法。葛玄传弟子郑隐，授炼丹术，郑隐亦只好导养。至葛洪(约281—341年)，除继承炼丹术外，葛洪注重医术，著《抱朴子》内篇、外篇，《肘后备急方》等，保存了中国早期的部分医学典籍和民间方剂，其中对痘科(天花)、恙虫病等为最早记录。如将葛洪之医术定为《道医学》，可。但较老聃之“道”晚了七百年。葛洪之“道”，从《神仙传》讲，已不是老聃的“道”了。

    据说近人研究《道医学》一书近日出版。我未读到此书，有报纸于2009.5.28报道了一些学者在评议中揭示此书部分内容。说“道医学称为理气医学”，借以区别“理形医学。”说“医学作为一种人生智慧的学问”， 不是“一种简单知识性学问的医学观”，两者有“慧观与智观的不同”。说“道医学认为，人体生理的三元(质元、物元、体元)……。”道医学对病因、病理都有新解。关于诊断方法，“道医学用意诊断法，用气诊断法，用光诊断法，用神诊断法。”有位学者介绍道医学的诊断“除运用四诊外，借用特殊的内功、内视、体感等方法。”另有一学者介绍说：“……三是神悟层次，就是‘道’的层次，‘见症施治’就是一看到患者，就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就能对症治疗。”我恍然大悟，这就是‘内视’，就是“神诊”。然而，这不是十数年前特异功能理论大师柯云路笔下的神医胡万林的医术吗!

    有两位学者根据《道医学》的观念解读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一位学者结论说：“道，按《道德经》的说法，它是很原初的一种东西，……‘道’应该是属于时间之前，或者说宇宙大爆炸之前的原初宇宙状态，……所以不要把‘道’下降到一种能量阶段”。在这位学者面前，‘道’是宇宙大爆炸之前的原初宇宙状态的“东西”，这个“东西”，我理解是将老子笔下的‘道’人格化了。在前文我们已经介绍老子关于‘玄妙之道’的叙述，即是至今我们仍然无法解释的问题。如宇宙起源，宇宙间所有星体的引力，排斥力问题。当我在试撰《道德经》章秩重组时，在‘玄妙之道’的首章就是“道生一、一生二……”，在解读中我也出了错。后来，当我完成《灵枢·九宫八风》古历法说后，于三年前又将‘玄妙之道’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与古历法理论结合，采用《尧典》、《山海经》及近代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论证二分、二至、四时、八节(古八月历法)，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之“归魂”“游魂”等理论时，比较合理的解释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含义。所以《道德经·四十二章》“冲气以为和”之前六句，是讲古历法理论的。“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是指“天道”(古历法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损益观。中间两句“人之所恶……”，是将古历法理论类比于社会。最后四句，是老子本人宣誓要将“天之道”即古历法理论中的‘道生一’(二分点在赤道)，‘一生二’(二至点在南北回归线)，‘二生三’(二分点加二至点即赤道加南北回归线)，‘三生万物’(在二分，二至这一时空范围万物茁壮生长)的道理甘心传授(教父)下去。所以“道生一……”之道，指古历法理论之‘道’，不是宇宙大爆炸之前的“东西”，更不应将‘道’人格化。

    顺便说一点：有一位学者早年将中国古哲学观用于解读《内经》，推动了《内经》思想的传播，后来在研究“经络”时，在许多学者研究失败后，这位学者抛出“经络·人身虚体调控说”，将“经络研究”推向玄学。现在，在解读《道医学》时说“在中国文化中上客观之间根本没有第一性，第二性之分，也就不存在唯物、唯心的问题。”这位学者将“致虚极、守静笃”，错误地解释为“心则产生内观功效”。作者大约是想用“内观”来解释“慧观”、“神观”、“神悟”、“神诊”。如果当今哲学界连“唯物”、“唯心”的认识论界限都取消了，还要哲 学干什么？老聃的心血还有什么价值!难怪当今有学者要取消“伪科学”一词了。需知特异功能是伪科学，伪科学一词是不应取消的。

    在我们的认识论中，如果将“神悟”转释为“_灵感”、“顿悟”，我看学术界是可以接受的。但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灵感”、“顿悟”、“神悟”都产生于人们对某一事物在研读的基础之上，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某一瞬间，突然来了一个“灵感”，有了新的认识。这一“灵感”，建立在雄厚的实践与丰富的相关知识基础之上，绝非凭空而得，更不是“潜意识”所为。当我们及时抓着这个“灵感”，将其记录、整理，可以提高我们对这一相关问题的认识，提高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水平。说到“神诊”，假如将其建立在相关基础知识及临床经验基础之上，不论中医、道医、藏医、西医，都可在见到典型病人的很短时间产生“神诊”，如当我们在坐堂时，有一长者抱着一个幼儿来诊，我一眼看这小孩身材虚弱，面色微苍，而口唇绀紫，孩子在哭闹时，将手扬起，我立即见到孩子指端略大，甲盖紫绀，我立即想起杵状指、结合口唇，第一个诊断便是先天性心脏病，甚至想到法乐氏四联征。这一“神诊”，绝不是道医特有的“心炁 (气)之学”的“神诊”。我的这一诊断来源于我学过心脏解剖，学过先心病病理，学过、见过法乐氏四联征患儿。在中医学，道医学面前，我们都不要忽视了主观，客观，唯心、唯物问题。《道医学》是有优点的，如养生，心理治疗，预防医学观。在医学模式逐步走进“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采用丹(汞)养生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人们再也不会追求“得道”，“成仙”了。对于《道医学》中的导引，行气，吐故纳新养生之法是不可否定的，客观有效的一 切医疗行为我们都应该继承，道医学，中医学都强调天人合一(不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天人相合，强调的是生活在太阳系，地球上的人类，其生活中的农食一定要与四时更替，寒暑阴阳变化相一致。当我们认识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正确性的时候，中医学，道医学中的某些特性应该得到合理解释。愿《道医学》更加发扬光大。

    严健民

    2009年6月8 日于秋实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