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华夏圣地，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属人类起源地之一，亦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谁不知商周秦汉，文明古国，独领风骚。然清末腐败无能，列强称霸，连华夏民族、科技文化都变作西来，荒唐乎！学术界早知我国5000年文明史。我们认为：我国国学太极文化中的“天地定位”观，乃华夏哲理之根。然而太极文化产生于怎样的沃土？它萌发、演绎于何时？它与我国原始综合科学知识，与远古天文、历法有何渊源？我们能不回答吗？余探讨我国秦汉医学，逐步走进近百年考古史料研究，逐步认识到我国原始科技的发展过程，认识到8000年前为我国科技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萌发以8000年为界撰著我国“文明史略”的想法。借以抛砖，待引玉出。

一、人类文明萌芽的时限

人类从古猿走来，已有数百万年的历史，经历了漫长的蒙昧、野蛮时期。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直立行走加之手的劳动，食物范围逐步向禽兽类及熟食扩展；动物蛋白的增加以及数百万年的谋生实践中，每时每刻都要与千变万化的恶劣自然环境相适应，由被动到主动地逐步产生了思维，以求谋划适应自然环境之办法。谋生实践经验的一点一滴的积累及直立行走等众多因素，促进了人类体质与大脑皮层解剖结构、生理机能的不断进化。近5~4万年以来，人类进化至晚期智人(新人)，即人类获得了远事记忆能力之后，已可记忆经历了的相关事务，可在此基础上逐步主动积累某一相关经验，将某些相关经验进行比较，得出新知。由此逐步开始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能力，悄然走进了人类文明的萌芽时期。我国4万年前的许家窑人发明飞石索，2万8千年前的峙峪人发明弓箭，就是例证。

人类进入新人阶段后，由于远事记忆能力的增强，生产、生活经验不断积累，促进了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根据杨堃先生的研究：“新人的社会生活开始过着真正的人类社会生活。即进入最早的母系氏族社会。”^［1］他根据我国考古资料将母系氏族社会分作三期，即“初期”(距今4万年至1万4千年)；“中期”(1万4千年至7千年前)；“晚期”即“母系氏族公社”(距今7千年前至4千年前)^［1］。随后向部落即父系氏族社会过渡。这一分析与分期有可取之处。

一般讲，人类进化至早期智人，即20万年至近5万年的古人时期，人类仍然过着20余人一群的蒙昧群居生活，两性行为没有制约，孩子出生后从母不知父。但这一时期的人类，由于大脑的进化，人们已依母亲为纽带群居，尊母习俗越来越明显，逐步走进了母系氏族社会。如属于母系氏族社会初期的山顶洞人，对红色的赤铁矿感到神秘，除用赤铁矿粉末染色外，还将赤铁矿粉末撒在成年女性死者周围，寄托着他们对母亲的哀思与怀念。杨堃的研究表明：近5万年前的“新人”前期的原始群居中，有以母亲为纽带的近亲从较大的氏族中分离出来；某一母系氏族的长女、次女，又分化出“以母亲为纽带的母系氏族”。对这一社会现象杨堃称作“二部组织”。并认为“人类在童年时代的末期，外婚制的二部组织已处于自发阶段”。这就是说：人们已经认识到原始群居时期血缘关系太近的男女婚配后，所生子女的身体多不健康或畸形，引起了诸多头脑清醒的长者们关注。那时的人们在谋生的实际生活中，几个母系氏族都居住于某一较大的猎区范围，共同使用某一山林、河流、湖泊，可能在几个不同的血亲氏族乃至某一刚分开不久的母氏族、长女氏族、次女氏族之间合作的基础之上，出现原始的氏族联盟，这种组织形式便是母系氏族公社。在母系氏族公社中，推举某一德高望众者为公社首领。当原始氏族联盟诞生以后，许多母系氏族的首领们都关注到血缘关系太近的男女婚配对子孙繁衍的危害，明令不准血缘关系太近的男女婚配，即在本氏族之内，不许男女相互婚配，否则就受到自发的或神秘的制裁。且在部落联盟之内，由于各母系氏族支持，氏族外婚制在氏族联盟之间逐步形成了通婚联盟与经济联盟，共同使用某一山林、河流、湖泊。杨堃说：“这就是部落公社的起源了。”对于新人以来人类社会的进步，蕴含着人类文明的萌芽。

探讨人类文明问题，应该说我国先民早已在民间口头文化传承中起步。如神话中的燧人氏钻木取火，教民熟食，改善生食疾苦；有巢氏教民在树上筑木为巢，避免猛兽侵袭；神农氏始尝百草，发明植物药材，教民治病……自有文字可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文史资料，都从远古民间口头文化传承中追记三皇、五帝为民造福的传说，初步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逐步走向文明的里程。

140年前，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对印第安人的生活史进行长期研究后，初步探讨了人类发展里程，他在《古代社会》(1877年版)中认为：“氏族组织为原始社会的基本细胞，母权制的存在及其向父权制过渡，以婚姻、家庭形式发展的诸多阶段等，用进化论观点划分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这从一个比较宽泛的范围探讨了人类文明社会的演进史。随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较多的引用了摩尔根的观念。从此引起了许多学者关于人类文明社会起源的探讨，数十年来出现了许多种认识。如说：“人类文明社会的产生和形成，应以出现文字、铜器和城市为标志。”另一种认识是：“社会分工，私有制的发展，阶级和国家的出现为标志。”田昌五在《华夏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依据相关民族的演绎史料及傅立叶、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对其反复论证后说：“可以用一夫一妻制和土地私有制作为他们(古日尔曼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恩格斯能在此提出以父权家族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起源的标志，就很可贵了。我们所应恪循的正是这种科学的精神。”但田昌五并未对人类文明的起源下结论。

二、远古华夏8000年文明史略

世界各文明古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条件、时限不同。我华夏民族幅员辽阔，远古各氏族生活条件各异，亦难于用某些条件规范他们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限。此一问题，我实在无能力表白，只好留给后来之士再议。我现在提出探讨我国先民们进入文明社会的问题，只好就事论事，分别就某一事件文明起源、演绎情况进行探讨，故命之曰“史略”！新人以来的人类生活离不开衣、食、住，本文就由此从10个方面引申展开探讨。

1.我国衣着文明的起源

远古，处于蒙昧时期的人们是没有条件用衣御寒的。当人类进化至山顶洞人时期，他们在谋生的实践中，遇到最寒冷冰期的考验，常将丢弃的兽皮捆在小孩、老者的身上御寒。他们发明了钻孔术将小贝壳等经钻孔，用细藤条串连起来佩在项下跳舞，贝壳之间相碰发出清脆的声响，给人一种原始乐趣；他们在尖状植物刺可刺穿兽皮再用细藤条串连可减少捆绑的启迪下，将禽类的长管骨捶破，选取一条进行磨制、磨尖，再在粗的一头做钻孔，制成骨针，用细软的藤条穿进骨针眼，用于缝制兽皮。经一定要求缝制后，做成最初的兽皮衣服穿在身上御寒，代表了我国衣着文明的萌芽。神话传说的燧人氏，有巢氏都在腰下佩着树叶遮羞，后世先民为遮羞发明“蔽膝”(蔽前)，即“市”用熟牛皮制成佩巾，佩在下腹处蔽羞。传说黄帝的妻子嫘祖教百姓采桑、养蚕，抽丝织绢。这一成果需要多少代人观察桑蚕、采桑养蚕实践经验的积累。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半个切割的蚕茧，证明他们对昆虫类蚕茧有所研究。^［2］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一件7000年前象牙雕刻盅形器，刻4条身体蠕动的蚕纹。有学者说：“表明河姆渡人可能会用蚕丝纺织。”浙江钱山漾遗址出土4700年前的绢片、丝带和丝线，都反映了我国先祖们创造衣着文明的演绎过程。近万年来，我国先民在原始衣着的演绎中除用兽皮缝制衣服外，对植物长纤维的编织、纺织，可能已在尝试探讨之中。因早在9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在泥条盘筑法制陶工艺中就用绳纹、水波纹，或者用头上的小梳子或篦子在陶坯某处按压篦点纹，裴李岗人已可用植物的长纤维纺织“绳”了。8000年前左右，我国先民已能制造齿密的篦子，为制造“织布机调整经线的筘齿”做了准备。我国衣着文明史有据可考，如有这种可能，亦待后来之士求索。

2.我国农业文明的起源演绎

猿人以来，人类都以挖植物块根，采植物果实为食。自新人起，人类已能记忆采集植物果实的许多特征。如一穗野生稻上有许多稻粒，这些稻粒可吃吗？在收集稻粒时，难免有稻粒掉在泥土，成为下一年生长稻谷的种子。山顶洞人以来的人们，早已在生活实践中知道引雷火于住地，学会了保存火种。火成为熟食、御寒及发明制陶的重要物质基础。人们在用火中逐步取得了经验。在两石块之间生火，可集中火力；找一块薄石片架在两石块之上，这烧烤的石片似乎又有新的用途。当在火堆旁吃稻粒时，有一稻粒掉在石片上，不久发出爆裂声，将爆裂的稻粒放进口中咬碎，则清香可口。这一过程，成为1.25万年前江西万年仙人洞人、吊桶环人逐步发明人工种稻的根由，成为我国农业革命的起点之一。^［3］我国神话传说中神农氏带领他的部族从西北姜水来到梦云泽的厉山定居，这里地处两大山脉(大洪山与桐柏山)之间，平川溪流，动植物丰富，适合人类居住，成为神农搭架上山(神农架)始尝百草的源头。更主要的是：炎帝神农在厉山定居后，从采野生稻谋生的实践中用木料仿石铲形制作出耒耜，教民耕作，走上农业革命。湖南澧县彭头山文化群出土的9000年前的木制耒铲等农具可证。同时出土有大量稻壳稻谷等有机物。^［3］神农的故事与仙人洞人、彭头山文化群的远古遗存相呼应，基本阐释了我国种植农业的起源过程。考古证明：属裴李岗文化的裴李岗遗址、新郑沙窝李遗址出土的稷、粟，磁山遗址出土堆积的炭化粟等都证明8000年前我国先民普遍种植粮食。与彭头山遗址相距3公里的城头山遗址，断代为大溪文化早期遗存，在城头山遗址东城墙第一阶段城墙之下，发现一处古稻田，稻田附近有人工开挖的水沟、水坑，说明城头山遗址(下层)以前，已出现原始的农业配套灌溉设施，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水稻田。^［3］再举河姆渡遗存的艺术品“稻穗纹陶盆”为例，该盆刻划两穗沉甸甸的下垂稻穗，说明了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对稻文化的欣赏水平。^［3］我国种植农业渊源于仙人洞人、吊桶环人，经4000余年的发展，至距今8000年前已在华夏广袤的土地上开花结果，演绎出光辉灿烂的农业文明史。

3.我国原始居民居住文明史略

考古杂志社编《二十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在介绍贾湖遗址时指出：“其中裴李岗文化遗存的年代距今9000~7800年。”裴李岗文化遗存以河南新郑县西河李水渠为界，分东西两部分。水渠以东为居住区，发现有植物秆的红烧土；以西为墓葬区，有横穴式陶窑，窑室南壁上有五个半圆形孔，可能与观察不同窑膛部位的火候有关。遗址区内有不规则的圆形灰坑散着，大小多为1米左右，坑内出土物无多大区别。这说明裴李岗文化的先进，舞阳贾湖1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至裴李岗文化时期才走上繁荣。有学者指出：“我国早期的农业文明大体是利用自然的结果，而非征服自然，先民们选择有利的自然环境定居，故其村落遗址多在傍邻小河的台地、丘陵上，并不在大河附近。”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已非常显著，如河南莪沟北岗遗址，属于群山环抱的三角高地。这里水源丰富，适宜耕垦，又可渔猎采集。我国的原始农业居住区已具备四种主要成分，即房址、窖藏坑、陶窑、墓地。裴李岗遗址、贾湖遗址都属此类，这从文化层面反映了我国8000年前的居住文明史。莪沟北岗六座房基集中在遗址中部，周围分布44个窖坑和一座陶窑，居住区的北部偏西是墓葬区。这样的遗址布局在以后的仰韶文化中屡见不鲜。考古证明，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已9000~7800年，遗存小形半地穴式房址和一座33平方米的房址，属彭头山、五福村、八十垱遗址，年代在8000年前。这里房址有半地穴、杆栏式建筑，遗址东侧有围沟，推测与排水、防御有关，为探讨早期聚落的环壕起源提供了重要信息。西安半坡遗址是一个典范。“遗址略成南北较长、东西较窄的不规则椭圆形，人们居住的房屋，藏食物的窖穴，饲养家畜的圈栏集中于聚落的中心；居住区外围一条壕沟，深宽约5~6米，壕沟之外，遗址北就是墓地，东边为陶窑区。”半坡遗址在建筑中心有一座大房，周围小屋的门多向它开，此布局当有重要意义。大房墙壁用黄土夹草筋，经火烧过，极其坚实，表面光华平整。进门有一大间，后部分隔为三小间。前面的大间可能是议事或祭典用的厅堂；后三室隐奥，当是氏族长的卧室，这是目前所知的“前堂后室”的最早实例。辽宁查海遗址距今已7500年，遗址中心一座大型房址，大房周围亦有小房。查海遗址中心的大房与半坡遗址中心大房的意义、功能应该是相同的。还有距今8200年前的内蒙古兴隆洼遗址的“大房址”，这座保存较好的环壕沟聚落遗址，出土了大量陶、石、玉、骨器，围沟最大直径为183米，以西北、东南方向排列着10排左右，约100座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址，室内面积一般为50~80平方米，最大两间并列位于村落中间，面积各达140平方米。这类以围沟环绕、成排房址为特征的史前聚落形态，被命名为“兴隆洼聚落模式”。还有一特征：兴隆洼聚落房址，均“无出入的门道”。如《魏书·勿吉传》载：“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据此，我推测兴隆洼聚落非普通百姓住地，乃早期的屯兵城池，此城池可屯兵2000人左右，埋入地下时是一座空城。此分析与聚落区无窑址、无墓地、无儿童骸骨的特征是一致的。在房址内发现墓葬，多为一室一葬，且为单人葬，人骨保存较好。室内墓中多数有随葬品，其中118号室内墓随葬最丰，除陶、石、骨器、牙饰、玉雕外，在墓主人右侧随葬一雌一雄两头整猪，反映了最原始的回民习俗。这样大的屯兵城池反映了国家或者大部族集团的存在。^［3］白云翔指出：“人类长期生产、生活经验的积累……开始了人工居住的建造，……原始信仰和原始宗教进一步发展，原始艺术、原始文化呈现出崭新的面貌。”^［3］

 

4.我国陶器的起源，制陶工艺、陶文化演绎史略

我在书稿《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十七讲》的第一讲“原始中医药知识的萌芽、起源及其理论的起源演绎”中提出：“推理判断是研究原始综合科学知识如制陶、青铜冶炼及原始中医学理论起源的基础”。在阐释中引用了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发现的125万年前的先民们遗存的红陶片，从陶片可看出，那时的陶器制坯法，有泥片贴塑法、泥条叠筑法，说明这些红陶片制作是有规范要求的。那时的陶器制作已发明许多年了。我们分析：发明陶器有一历史过程。居住在古百越(江浙等地)沼泽的居民们，见到过茂密的森林和古树在风灾中倒下死去后，有些突起的树疙瘩，成为各类动物擦痒的好地方。如野水牛、野象在泥塘卧后，又到树疙瘩处擦痒，将泥擦于树疙瘩上，干后又擦，擦后又干，使树疙瘩上的泥越积越厚。一天雷火引起枯草枯树燃烧。大火之后，先民们再到树疙瘩处，见枯树已烧为灰烬，但在地上见到一个烧成红色的凹形物，捡起来用手指敲一敲，还能发出声音，拿在手上可在水塘取水。这一类事件，肯定经过许多人无数次的反复认识过程，有些特别留心于该事物的观察者从中产生“灵感”，推导：树疙瘩上的泥是牛、象擦上去的，经雷火烧后，凹型泥烧可以做取水、装物的东西，于是推导是否可用泥做出一个凹形物晒干后放在火上烧呢？这一“灵感”终于变成现实，第一件陶器在仙人洞、吊桶环先民的手中诞生了。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我国陶器的起源，由此演出了异彩纷呈的陶文化史。9000年前北京怀柔的转年村遗址遗存有火候低、质地疏松的平底筒形盂、罐；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存有9000年前的陶片；浙江肖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灰黑色夹炭陶。湖南高庙遗址，洞庭湖周围皂市下层文化，出土大量白陶器，已有7800年历史。另有资料反映我国陶瓷由高岭石黏土烧成，已有8000年的历史。^［2］陶瓷在演绎中不断改进，创造出精妙绝伦的陶瓷产品。自吊桶环先民创陶文化以来，制陶者们总在不断施展他们的工艺美术心智，仰韶彩陶文化就是在制陶者的审美观中逐步产生。8200年前的兴隆洼先民遗存的素面细直线交叉纹筒形罐及黑色细直线交叉纹陶钵，裴李岗遗址出土的8000多年前的白色乳钉纹陶鼎，以及绳纹、小梳子纹、篦点纹、指甲按纹等陶器，都属8000年前制陶者们审美观的表述。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一期文化遗存”后被命名为“大地湾文化”，距今已8000年，含陕西华县老官台、宝鸡北首领遗址等，出土陶器以夹砂红陶、褐陶为主，如环底钵、三足钵、三足罐等，流行交叉绳纹，口沿绘红色宽带纹，有些陶器内壁绘10多种符号。大地湾遗址可分4个文化层，为彩陶文化的演绎提供了实例。

我国是最早采用机械生产制陶的国家，即采用转轮制陶。有学者认为我国1万年前就有脚踏转轮制陶法，虽不可信，但8000年前的裴李岗先民已用转轮加工方法加工陶器口沿，大地湾、马家窑遗址先民都在制陶工艺中使用转轮，半坡先民采用纺轮加工陶坯。毫无疑问，是陶文化促进了我国生产机械工具的产生，在陶器生产中采用机械属文明表现之一。

讲到陶器离不开陶文，陶文残片首见于大地湾，7000年前的仰韶遗址及随后的姜塞遗址均有陶文(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这些陶文的含义，有待进一步研究。最有意义的是有关我国陶文与天文、历法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紧靠莒县的诸城及安徽蒙城尉迟寺等地分别出土相同陶文、，被学者们释作旦。特别是，与《山海经》“日出六山，日入六山”相呼应，引人深思。河南濮阳出土了6500年前的蚌塑龙虎二分日道图。濮阳先民对东青龙、西白虎的认识虽不能说与二十八宿有关，但值得深思。应该肯定那时历法理论中的二分二至理论、伏羲的“天地定位观”、《淮南子》中的“日，五日不见，失其位也”等都存在渊源关系。陶文反映了远古先民选择某一固定点，朝向东观日出位移，夕向西观日沉位移，是南往北来运行规律进行长期探讨、认识制订原始历法的结果，^［4］乃中华太极文化创《连山易》《归藏易》的源头。我国陶文化与华夏文明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5.远古玉文化传递华夏文明讯息

玉，作为文明标志之一是理所当然的。但玉作为色泽丽润的天然矿物质潜藏于矿石之中，人们能认识它，开琢它，再经细剖并发现玉的美学价值，绝不是一件易事，当人们能将含有玉的矿石进行精细剖析，找出玉块原料，再进行抛光、钻孔，在钻孔时还要根据某一原料制作玉饰，决定钻孔的大小以及如何进行钻孔。当完成初坯后，再进行精心磨光。没有高操的玉雕工艺，没有想象与审美思维，能制作出一件精湛奇巧的玉饰吗？我国目前最早的玉斧、玉奔见于8200年前的内蒙古兴隆洼遗址，雕工最为精细的要属一对耳饰玉块，这对碧绿色玉块，质地细润，光泽耀眼，^［3］如近期新作。河姆渡出土的7000年前的玉璜，也有一对耳饰玉块，这对玉块不论从选料、抛光、钻孔、磨光工艺看，都远不如兴隆洼琢玉工艺精巧。大汶口遗址出土的玉铲，重庆大溪的6000年前的玉镯、人面形玉佩，辽宁牛河梁遗址的玉猪龙、玉龟、白玉镯等，还有不足5500年前的良渚文化中的系列玉器，都可折射出我国远古华夏文明史。

 

6.悠扬的清翠笛声，早熟的音乐艺术

音乐作为一种表演艺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早有以宫、商、角、徵、羽为代表的五声问世，并应用于琴瑟笛等的演奏，反映了我国3000年前先民们的追求。然而考古证明，我国在8000年前的河南贾湖遗址先后出土鹤股骨骨笛25支，分5孔、6孔、7孔、8孔，以7孔最多。经鉴定，这些骨笛不仅做工精细，有发音的规范要求，在演奏中当某一音偏高或偏低时，古代音乐家就会在某一音孔旁钻一小孔调音，提高实用性。考古学者认为：这些珍贵的骨笛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至今仍能演奏的乐器，在我国音乐史、乐器发展史上占重要地位。^［3］我们要问8000年前的贾湖人，为何想到采用鹤股骨制笛？除了贾湖鹤股骨易得，还可能因为他们已从“天籁”即风吹树洞发出的声响，或者他们已在吃鹤肉，拿起鹤股骨吸髓时，发现了鹤股骨可以发声。还有重要的一点，应该在8000年前的人类社会实践中进行考察。如华夏新人中的山顶洞人，早在1.8万年前就发明了钻孔术，将小型贝壳之类经钻孔后制成项链，佩在肩上跳舞，欣赏渔猎之后的情趣；他们还用赤铁矿粉末作为染料染出红色器物欣赏；在信仰方面，他们尊重母亲，将赤铁矿粉末撒在成年女性死者周围，寄托着对母亲的怀念与哀思。1.25万年前的江西万年仙人洞等遗址出土陶、稻，说明这时的百越居民的生活已比较安定，他们已发明陶器、生产陶器。8000年前的裴李岗遗址，出土的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将我国农业文明推到另一个高峰。这时的先民在休闲之时，还顺手用泥土塑制羊头、猪头美化生活。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出土的做工精细的玉斧、玉奔、玉块，进一步深化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与琢玉之工艺水平。从同时代的居民生活实践中探讨贾湖先民的精神生活，从思维表象、社会因素探讨他们创作骨笛过程是可行的。因为从居住史略分析，许多遗址中心都有相对的“大房址”建筑，表明了氏族社会的发展、部落的组建、城池的兴起。所以贾湖骨笛的发明、音乐艺术的演绎，正好适应了社会的发展需要。8000年前的音乐艺术不算早熟。

 

7.8000年前的目主思维史及饮水卫生与外治疗法

前文，我们介绍了“人类文明萌芽的时限”后，从衣食(农业文明)住等6个方面探讨了我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相关问题，已涉足于原始制陶工艺、审美情趣、文学艺术诸方面的问题。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就是人类主动改善生活环境。如：火、水在人类卫生保健中的地位，^［5］说明7000年前生活于水乡的河姆渡人已注意到饮水卫生。他们还遗存一堆樟科植物叶，也许具有预防医学的意义。我们知道文字未创造之前，人类对疾病的认识，如某病用某药治疗等等，不可能被保存下来。为了澄清8000年前我国先民在卫生保健、生理机能的认识中想了些什么，我们只能从当时先民留下的相关知识中推导相关问题。如8000年前的贾湖先民在龟板上刻下了(目)，突出了对瞳孔(眸子)的认识。当我们从甲骨文(目)、(蜀)、(臣)及四川三星堆凸目文化、春秋古百越“目论”史料参照分析的时候，认识到我国殷商时期甲骨文的造字者们存在脑主思维、心主思维之争，未考虑到目之眸子(瞳人)主思维问题。我在《中华远古中医学思想萌牙史上的轨迹——目主思维史话》(《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年第3期)中阐释了殷商以前至贾湖先民的5000年时间中，对我国民间口头文化传承中存在“目主思维”的认识。我国8000年前的先民们在思考种植农业，制陶艺术的发展，白陶、陶瓷等陶文化，在考虑居住房屋、尊母习俗，又步入图腾思维、信念信仰的时候，必然有人思考到人类是哪一个部位在思考相关事理？最应引人注意的就是当小牛降生后，有心人抱着小牛仔的头与它亲近时，小牛仔一声“哞”的叫声让有心人从小牛仔的大眼中见到了一个小人(对视者自己的像)。俗称眼中的这个小人叫“眸子”(瞳人)，并认为是目中的小人在主思维。这就是春秋时期“百越”故乡仍然流传“目论”的核心内容。

从我国医学治疗发展史分析，我提出“新人时期的外治疗法概说”。^［5］近8000年来中华先祖们已有能力认识痈，为了谋生，常到荆棘丛中穿行。如果荆棘或者尖石刺破了一个成熟的疖痈，起到了排脓的作用，不久这个痈愈合了。而另一个未被刺破的痈，久久不能排脓，不能痊愈，直至自行穿破方得罢休。山顶洞人、裴李岗人及其以后的人便能主动地折一根植物刺挑破脓头排脓，达到治痈的目的。所以我的结论是：“在医学发展史上，外治医学先于内治医学。”尤其裴李岗人时期，我国治疗外伤、疼痛的外治疗法已有植物叶贴敷、水洗火炙、刺痈排脓。在刺痈排脓的工具中已有植物刺、尖(砭)石之分了。马继兴、周世荣指出：“早期砭石……包括生产用、生活用小型石器，已有一部分兼用于医学治疗。”“有些石器虽已确定名称，但事实上用途并不单一，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出土的小石器工具中，包括一定数量的砭石。……石刀、石镞，可以兼用于剖破皮肤，排除脓血的工具。”^［6］马、周二位教授的研究为我们探讨外治疗法的起源时限开扩了眼界。“大约在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前后，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接触更广，他们已能理解贝母与喘息、延胡索与胸口痛、大黄与腹泻之间的关系，已能用口头医学文化形式向他人传播”。^［5］2002年2月7日《北京晚报》刊文：经碳¹⁴测定，石破天惊，浙江文明史上溯2000年。文中介绍杭州肖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7000~8000年前的中药罐，即一破陶釜内遗存植物茎枝，为丢弃的煎药罐……为研究我国中药起源提供了参考。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肖山跨湖桥文化时期，我国先民在人体生理、外治疗法等原始医学领域都闯进了另一片新天地，表明了我国医学文明已经起步。

 

8.华夏先祖思维，引领华夏龙文化演绎

在人类进化史的探讨中，我们接受人类学家以人类体质、智能进化为依据，将人分为猿人、古人、新人的认识。提出新人的主要标志是依大脑解剖结构、生理机能的进化为准，即新人们获得了远事记忆能力，可以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长期记忆某一经历过的事物，并在相关知识、经验的记忆积累中，将某些相关经验进行比较，提出新知，成为许家窑人改进生产工具、发明飞石索，峙峪人制造石矢发明弓箭的根本原因。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思维能力更强，思维范围更广，有了审美观念。人类在发展进程中逐步解决的衣、食、住问题都与人类的记忆能力及生产、生活经验的积累密不可分。

在探讨华夏文明时，华夏文明史涉足于“龙文化”等，而且我们很难将“龙文化”与天文、历法史分开。我国“龙文化”久矣。虽至今仍不能说华夏民族是以龙为图腾的民族。但在两周，有文字可考的《周易》中，反复强调“见龙在田”“飞龙在天”“群龙无首”。指明“龙德而隐者也”(君主给了老百姓恩惠并不声张)。表明了“见龙在天，天下文明”。这种文明的到来，必然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德治社会。这里已涉足于日月四时了。但《周易》中的“见龙在天，天下文明”之说，不能代表8000年前的原始龙文化。

关于“龙”，我国8000年前的先民们已有许多表述，他们的思维根由何在？距今8200年前的属于内蒙古兴隆洼文化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陶器中有龙形纹样，最典型者是长19.7米，宽1.8米的石头塑龙。查海人在石塑龙面前的思维模式是什么？高美璇报道辽宁葫芦岛杨家湾发现褐色龙形泥塑，其中一件长1.4米，高0.77米，亦属兴隆洼文化。^［7］韩雨报道：黄梅县出土长江流域第一龙，此龙长4.46米，高2.26米，属6000年前的大溪文化。^［8］远古华夏先民为什么这样崇尚龙？他们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条件下提出了龙概念，创造了龙形象，演绎出活灵活现的龙文化？我们理解是：那时的先民们在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经数代人的观察、总结、补充新知体悟，逐步以水生鱼类为模本提出了“龙概念”。如他们观察到平地起旋风情境。因同一地域高空气温过高而地面温度偏低，形成局部气流急剧上升，产生乌黑色旋风，俗称“龙卷风”。这种阵发性的旋风经过水面时，可将水吸起，远远看去如某动物用尾搅水一般，俗称“乌龙搅水”。被搅吸起来的水至空中后，又变作暴雨降下。这一自然现象经口头文化传承、补充，形成了在水中生存的、有鳞、有鹿角、有须爪的、能兴风作雨的“龙”了。河南濮阳出土M45号墓蚌塑青龙、白虎图，继承了8000年前的龙文化。同时也反映了龙文化与颛顼部族的关系。在M45号墓中青龙白虎又与二分二至结合，反映了6500年前我国先民们连续观日东升西沉、南往北来的实践过程。这将在下文中探讨。

 

9.8000年前贾湖先民继承先祖遗愿关注太阳运行，孕育了天文、历法

新人以来的人们，由于有了远事记忆能力，总在不断地思考相关问题。对于天空中的那个火球产生遐想：它有时给人温和，有时炎热，朝升夕落，十分神秘。如山顶洞人或者吊桶环人中的有些人比较关注这个火球，当他们走出洞口，走上不高的山顶，就可见到这个神秘的火球朝升夕落。时间长了，当他们觉察到火球与东西方的远山景出现位移变化的时候，他们没有经验解释太阳的奥秘，只能莫名其妙的摇摇头。吊桶环人的4000年后，河南贾湖先民虽在陶罐上刻下光芒四射的太阳纹，^［9］也不可能解释清楚太阳位移的道理。《中国天文学史》提到，远古先民“对日的认识是很自然的……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彩陶上，有以太阳作为纹饰的，如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一个彩陶上的花纹中为红色圆心，四周用彩色描绘的光芒，显然是太阳的图像。”《另一种古史》的作者杨晓能讲：河姆渡遗址出土“双头鸟太阳纹骨器”“双鸟朝阳纹象牙器”，又有安徽双墩遗址出土7000年前的陶刻“”(太阳)纹，^［10］均表明7000年前先民们对太阳的关注，此一普遍现象，也许正孕育着与太阳有关的重大事件的发生。考古界对此有答案了。1987—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了6500年前的蚌塑龙虎墓，《中原考古》《华夏考古》《文物》等刊纷纷刊文阐释濮阳先民的认识。李学勤发表《西水坡“龙虎墓”与四象的起源》；^［11］冯时撰《河南濮阳西水坡M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12］尹世同随撰《北斗祭——对西水坡45号墓贝塑天文学研究》，^［13］赞同并深化了冯时的认识。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组编《考古中国》二，刊《濮阳星图之谜》，其中冯时先生再次阐释了45号墓的天文学、历法学意义。可喜的是，考古工作者们在伏羲故地甘肃永靖出土的6500年前左右的双龙古太极图陶钵，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及诸城、安徽尉迟寺等地先后出土的6200年前的陶文、，邵望平释为旦，^［14］十分可取；唐兰先生释为炅(热)，^［15］也有一定道理。分析陶文，应结合我国有文字可记时，学者们从远古民间口头文化传承中追记的相关史料进行。如：《山海经》中讲“日出六山”“日入六山”，这个陶符正表明日下有六山。其意义还可从《淮南子·天文训》中“天圆地方，道在中央……日，五日不见，失其位也”求解。领悟这段文字的天文、历法意义，离不开我的一段实践。1984年我搬新家后，每天下班回家都可在西凉台看见红日落于远山景，这使我产生好奇，没有目的地在西凉台测出正南北方位，选一固定点观看太阳落山情况并记于专用纸上，观察记录一年有余，成为后来撰《灵枢·九宫八风图之远古历法说》^［16］的基础。我还理解得到：《淮南子·天文训》中“天圆地方，道在中央”，后一句是根据我国广大疆域都在赤道以北及北回归线以北讲的，在我国疆域内选任何一固定点观日东升西沉运行规律时，这一点就可叫“中央”，就代表赤道线。因为当伏羲氏族在观日视运动中，经长期经验的积累，提出“天地定位，山泽通气”，即依圆创天地定位图的时候，在天地定位图中过圆心的水平连线就是春分点和秋分点的连线。这条线就是天地定位的分界线，就代表地球的赤道线，就是后世命名的太极线，就是上天下地的中央，其圆心点就在春分秋分连线上，即元气所在点。就是老子讲的“一”“大”，《庄子》讲的“大一”。后世学者将这条线叫“太极线”。“日，五日不见，失其位也”，就是指太阳在地球视运动中，以赤道为中心，南往北来于南北回归线之间时，相距5天，它的位移就很清楚了。由此可见，我国历法理论中的二分二至完善于6500年前，它渊源于8000年前人们关注太阳东升西沉周而复始的过程中。

 

10.8000年前我国先民的分工与文明演绎概说

探讨我国近2万年来的社会发展情况，讲到“分工”，首先是1.25万年前的仙人洞人、吊桶环人、玉蟾岩人。当他们走上种植农业的同时，分化出专职的陶塑工人。陶塑工人的思维十分活跃，他们历来都是当时人群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我国陶器发明以来，由红陶经5000年的演绎，至8000年前出现白陶、陶瓷、彩陶，在彩陶的基础上又演绎出许多陶纹符号，如光芒四射的太阳纹就是在制陶师们追求美观的思维指导下诞生的，反映了人们对太阳视运动的关注史实，促进了人们对太阳视运行的关注，促进了“日出六山”“日入六山”早期历法文化的诞生和远古历法理论的逐步完善。

在陶器的制作过程中又分化出掌握陶窑结构、提高陶窑温度、专门观察火膛温度的陶窑师，陶窑师们在装窑的过程中，常用石头摆于窑膛内，将陶坯摆放于石上，以有利于窑膛火候的均匀。当陶窑烧成出窑渣时，发现了冷凝的金属物。这一发现，促使先祖们展开综合思考，分析窑膛内某石的变化与冷凝金属物的关系，在下次装窑时，有意选某石置于窑膛某处。结果证明冷凝金属物与某石的关系，这冷凝金属物就是青铜，从而探讨冶炼、收集金属物的办法。陶塑工人中分化出陶窑师，促进了我国青铜文明的到来，由此又分化出专门从事青铜技术的金属冶炼师。

根据8000年相关遗址分析，在许多遗址中出现“大房址”，表明了居民中已有等级之分。8200年前的兴隆洼遗址在建设前已有严格规范设计，我断定为屯兵城池，或者部族集团住地，属部族集团的上层机构。这些人员已从普通劳动者中分离出来。还有一部分从事工艺、美术者，如查海遗址的石头塑龙者、杨家湾的泥塑龙者、贾湖遗址的骨笛制造者，他们都应从普通劳动者中分离出来，成为某一工艺师。特别是河姆渡先祖除在陶器上刻出对称的、沉甸甸的稻穗外，还有大量的装饰工艺品，如八件象牙雕刻、双鸟朝阳蝶形器、象牙雕刻盅形器、刻有编织纹的四条身体蠕动的蚕形图案、木雕鱼形器柄等，还有玉璜、玉块等等。河姆渡的工艺师们，无疑已成为一个群体，他们中又分化出木雕、骨雕、象牙雕、玉雕，又有造舟者、制井者，以及从事预防医学者，是他们共同创造了河姆渡文明。

从8000年前的太阳纹问世，到即“日出六山，日入六山”，及西水坡M45号墓龙虎二分二至图的演绎，在人群中又分化出关注天文历法的专职人员，极大的展示了华夏文明的品位。8000年前的观察太阳的先行者们引领了我国天文历法工作的启蒙，引领了我国太极文化、历法理论的发展。

本文从我国考古文化、传统文化中选取可以承上启下的时段，即距今8000年前我国先民从蒙昧逐步走向解决衣、食、住，又进一步向高端科技如制陶、琢玉、音乐艺术以及龙文化、历法理论等7个方面迈进的部分史实，阐释我国8000年文明史略，成为6500年前孕育太极文化历法说的基础。由于本人受考古学等知识限制，文中错误，盼请指正。

 

参考文献

［1］杨堃：《原始社会发展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邓荫柯：《中国古代发明》，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3］中国考古杂志社：《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7页。

［4］严健民：《远古历法、易学理论探源》，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656页。

［5］严健民：《中国医学起源新论》，北京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4页。

［6］马继兴、周世荣：《考古发掘中所见砭石初步探讨》，文物，1978(11)。

［7］高美璇：《辽宁八千年前新石器遗址出土龙图腾》，中国文物报，1997年6月8日。

［8］韩雨：《黄梅县出土长江流域第一龙》，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7月23日。

［9］杨晓能：《另一种古史》，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7页。

［10］徐大力：《蚌埠双墩遗址陶器刻纹初论》，文物研究，1989年第5集，第246-258页。

［11］李学勤：《西水坡“龙虎墓”与四象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5)。

［12］《文物》1990(3)

［13］《中原文物》1996(2)

［14］邵望平：《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文物，1978(9)。

［15］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

［16］严健民：《灵枢·九宫八风图之远古历法说》，中华中医学会，2005年，第94页。

2013年6月28日于秋实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