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用详实的史料论证了殷商至西汉人体经脉调节论在创立的千余年间，都是有经脉解剖作基础的。讨论中选文遣词，虽多推导，但推导有据，沟通了远古与当今有关人体解剖知识的内涵。我们应该勇敢承认：早在殷商时期，我国先民就完成了人体心脏的大体解剖。殷商人们对心脏底部几条大经脉的解剖与生理功能的认识，导致了原始中医学特色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诞生，引出了热热闹闹的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演绎、发展史。

               图一  经脉学说起源演绎图示

    我用去十数年时间，从考古学、古文字学、先秦诸子著述及《黄帝内经》中反映春秋、战国的一些医学史料中求索，先后悟出了秦汉以远中医理论框架的形成过程，更重要的是澄清了从殷商至秦汉中医人体经脉调节理论形成过程。后来将经脉调节论的演绎过程简化为一条曲线，比较全面而深动地反映了中国独特的人体经脉调节论在发展中的一些关键情况。这条曲线如图一。

这条曲线告诉我们：在经脉学说起源与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建立在当时的某些人体解剖知识基础上的。以下予以分述。

一、殷商时期心脏底部的经脉解剖是我国经脉学说起源的根本条件

    我们早已论证：殷商时期的造字者们为了造出一个心字，在长达200余年的时间内，先后对人体心脏进行反复解剖观察，创作了六个心字，殷商时期的人们在对心脏的解剖过程中，不仅弄清了心内有七个孔窍，有两组瓣膜，瓣膜有向上与向下之分，而且还弄清了显露于心脏底部心包膜之外的四条大经脉。因而造字者们将其概括为两条线，即在第六个心字的心脏底部划了两条线（）。我曾指出：“这两条线是殷人认识到心脏底部四条经脉对全身具有重要意义（调节作用）的结果。”由此看来，我国有目的的人体解剖史，从殷商时期便已起步，首先是对心脏的解剖。正是由于殷人的努力，由于殷人认为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对全身的调节功能，才导致了具有中医特色的人体经脉调节论的起步，它是我国中医学事业之所以能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地传承、演进三千余年的根基所在。

二、春秋齐鲁地区对胸腔活体心脏的描述

在探讨远古科学史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远古科学发展史的艰辛。如自殷商时期完成心脏大体解剖后，约500年的时间内未见较为明确的人体解剖史、医学史轨迹、直至春秋，齐国在100—200年间，有四件史料反映了心脏及心脏底部几条大动脉的情况。距今2580年左右，齐灵公先后铸造了两件青铜器，其一为叔候镈，其二为叔候钟，两件铜器铭文中都有“心”字。前者作，后者作，都突出了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灵公之后约50年，齐景公分明指出，心有四支（四条大经脉）。景公说：“寡人之有五子，犹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这一史料在《素问·阴阳别论》中保存了四个字：人有四经。我称之为春秋齐国的“人有四经调节论”。可见公元前7—前6世纪，在齐国史料中肯定了殷商先民对心脏底部经脉解剖与生理功能的认识。应该指出，齐灵公、齐景公的上述认识也是有解剖作基础的。如比齐灵公还早近百年的齐桓公时期，即在《管子·内业》载“凡心之型，自冲自盈，一来一逝，灵气在心”。如果不是齐人将人体胸腔打开，暴露心脏，怎能见到心脏的“自冲自盈，一来一逝”呢？所以春秋时期，齐人对心脏的了解，也是有解剖作基础的，它可能是在活体解剖时见到心脏在胸腔内自主搏动，一舒一缩过程的结果。

三、从《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看秦汉经脉理论与经脉解剖的关系问题

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它们是从“四经说”、“十经说”发展而来的。春秋“四经说”只能反映人们对心脏底部四条经脉的认识，“十经说”则已指全身的经脉了。但“十经说”除木偶十经图外，未见文字描述，只能证实我国的经脉调节理论发展至秦汉时期，人们已不满足于“四经说”，已提出“十经脉调节说”。仅依目前史料，我们无法知道“十经”的走向，更无法了解他们的命名过程、

但是，秦汉时期由于临床医学发展的需要，人体经脉调节论的发展是很迅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的出土便是证明。我以前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学习不够，认为它的循行都属向心性，是依皮肤可见静脉血循方向提出来的，似没有解剖作基础。今天，当重新审视后，我这认识应有所更正。①《足臂十一脉灸经》的经脉循行全为近心性，依每经原文分析，《足臂十一脉灸经》的创立，全是为了归类疾病与指导灸疗。②《阴阳十一脉灸经》则不然。如“肩脉，起于耳后……乘手背”，似指远心性循行，“太阴脉……彼（被）胃，出鱼股阴下廉……”说明此经脉从腹腔向下肢走去，好似给人印象，对此脉循行的描述是有解剖作基础的。另有“齿脉……乘臑，穿颊，入齿中……”，“臂钜阴脉，在于手掌中，出内阴两骨之间，上骨下廉，筋之上”，“臂少阴脉，起于臂两骨之间，之下骨上廉，筋之下……”，字里行间，总给人以前臂解剖的感觉。特别是“齿脉，穿颊，入齿中”，它恰是古经脉学家们在面部解剖过程中看到了经脉从颏孔入下齿（下颌骨）或从眶下孔入上齿（上颌骨）的描述。

《灵枢·寒热病》有类似记载，曰“臂阳明有入頄遍齿者”。到十二经脉理论建立时，如《灵枢·经脉》：“手阳明脉，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中。”“足阳明……下循鼻外，入上齿中。”《灵枢·经脉》篇的描述，较《阴阳十一脉灸经》和《寒热病》的描述清楚多了。对于《灵枢·经脉》关于齿脉的描述，我曾依现代解剖进行对照：“上颈贯颊”，“是对颈外动脉行走方向的描述，颈外动脉供血面宽，很多分支分布于面颊，由它分出的上颌动脉再分出下齿槽动脉于下颌支内面穿入下颌孔，并经下颌关出颏孔”，可见“上颈贯颊，入下齿中”是当时的经脉学家们在面部解剖过程中见到了颏孔有经脉穿入的实录。同样“足阳明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也是在面部经脉解剖过程中见到了“来自上颌动脉分支的眶下动脉从眶下孔（四白穴）穿出的实录”。它都是解释齿脉“是动则病”即牙齿疼痛的经脉解剖学基础。在十二经脉的循行过程中，手太阴脉“……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我认为：“这句话带有明显的解剖学术语性质。”其中，“下肘中”，将这段经脉循行定位于前臂了。“那么，‘上骨’是哪一块骨呢？当我们将掌心向内侧伸手，尺骨和桡骨便有了上下之分，‘上骨’当指桡骨无疑。”手太阴脉在前臂循行于“上骨下廉”，“这种清清楚楚的论述，说明它是循行于桡骨的内侧缘的。”

当代解剖知识告诉我们：前臂前区，有四条血管神经束，其中骨间前血管神经束是循行于尺桡之间的。这一束中，有骨间掌侧动脉循行于“寸口”范围，成为中医寸口脉诊的基础。可见“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的描述，是当时的经脉学家们在前臂解剖过程中依骨间掌侧动脉的循行记录的。当代学者刘里远编著《古典经络学与现代经络学》，在第477页指出：“在《灵枢·邪客》中描述了肺手太阴之脉和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的立体走行，与血管走行完全吻合。”刘氏虽未讲经脉与解剖的关系，但《邪客》的这一记录如果没有解剖作基础是写不出来的。当我们对十二经脉循行中的某些原文与当今解剖知识进行比较分析，我们还可找到古代经脉学家们做过人体解剖的痕迹。所以我们说：“在《灵枢·经脉》篇中，经脉在四肢的循行路线，有以动脉为依据的，亦有以静脉为依据的。它们在四肢的循行范围严格遵守六经在臂胫周径上的分布原则——直线行走，深刻反映了人为安排的性质。”

四、十二经脉论完善后，大脑及颅底经脉解剖是补充蹻脉理论的基础

当经脉理论发展至十一经脉调节论时期，建立在痈病基础之上的“是动则病”原始脉象诊断学便已诞生了。当“如环无端”的十二经脉理论完善以后，风寒致病理论又向血气瘀滞病理发展，最为重要的是创立了三则疼痛理论。与此同时，治疗医学中的放血疗法被总结发展为“微针导脉，调其血气”的针刺疗法。《黄帝内经》反映，早期的针刺疗法是直接刺入血管之内的，很快又向腧穴方向发展，尤其背俞穴的发现，肯定了足太阳膀胱经在经脉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当十二经脉理论确立之后，我国的医学事业获得了迅猛发展。如在临床工作中总结蛔虫性肠梗阻认为“虫寒则积聚”，其治疗原理是：“已刺必熨，令热入中，日使热内，邪气益衰，大痈乃溃。”（《灵枢·上膈》）又如在《灵枢经》中，有一篇《大惑论》是专门“解惑”的。但实质上讲了眼球解剖与视觉生理。文中对白眼、黑眼、瞳子、瞳孔括约肌、眼球后的视神经束都作了解释。认为“肌肉之精为约束（瞳孔括约肌）”，视神经束为：“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这一原文与当代眼球后的视神经血管束，及颅底基底动脉的循行情况一致，说明当时的记录是有眼球解剖、颅底解剖作基础的。该文还从视觉生理指出：“精散则视歧，视歧见两物（复视）。”“视误故惑，神疑乃复。”古人建立在解剖基础之上的认识是何等的深刻啊！

十二经脉指导临床不久，又认识到前胸后背正中应有经脉直走，又在肋间发现了动、静脉，人们又从临床中观察到“伤左角，右足不用”的病例等，说明十二经脉理论已不能满足临床发展，于是除提出任、督二脉外，又补充带脉等奇经八脉。在补充奇经八脉过程中，最为使我们骄傲的是，两汉医家、经脉学家们在解释“伤左角，右足不用”时，没有采用约定俗成的足太阳之脉简单地解之，而是另辟蹊径，根据颅底经脉解剖资料，创蹻脉与维筋相交理论，比较圆满地解释了“伤左角，右足不用”现象。它是建立在颅底解剖基础之上的。如《灵枢·寒热病》指出：“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正属目本，名曰眼系……在项中两筋间，入脑乃别，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这则原文恰与《大惑论》讲的“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相接。现代颅底解剖知识告诉我们：左右两侧的椎动脉从枕骨大孔进入颅底后，组合成基底动脉，再向前伸，与由颈内动脉分支的、起于视交叉前外侧的大脑中动脉及大脑前动脉相互吻合，组成动脉环。颅底经脉的这些形态特点，大约就是“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的物质基础。不过，由于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人体解剖、生理知识不足，医家误将大脑运动神经在脊髓段的交叉及其功能赋予颅底经脉了。且《灵枢·经筋》足少阳之筋，在释“伤左角，右足不用”时提出了“维筋相交”，原文讲：“足少阳之筋……上额角，交巅上……支者结于目眦为外维……维筋急，从左之右，右目不开，上过右角，并蹻脉而行，左络于右，故伤左角，右足不用，命曰维筋相交。”细究之，“足少阳筋”与“寒热病”的论述有别，但都出于采用蹻脉理论解释“伤左角，右足不用”的同一目的，当时经脉学家们的认识，我们没有必要挑剔。

上述史料证明：在人体经脉理论起源、演绎的千余年间，凡经脉学家们提出新的见解，都是有一定的解剖知识作基础的，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创立，朴实无华，是建立在当时的解剖知识基础之上的。历史继续发展，当五行学说被引入医学、被引入经脉理论之后，当五行学说与社会学之君臣思想结合，创藏象学说之后，原汁原味的原始中医学便过渡到传统中医学。2000年来，中国的医学一直在传统中医理论中振荡。近百年来，许多有志之士，力图突破重围，都因认识水平与方法问题未能取得进展。现在，当我们对前人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总结以后，提出：在弄清原始中医学本来面目的基础上，逐步开展对传统中医理论进行解构与重建的时候，中医学事业有望在全国中医学界、中医临床界的共同努力下，从恢复人体经脉调节论——自主神经调节论入手，重建中医理论特色即风寒致病、气血瘀滞、活血化瘀等，中医药临床将可获得可证伪性，中医药事业将会再度光照四海。（严健民）

2002年12月4日于秋实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