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章从传统文化中的“脉发”、“以咸养脉”、“如筋脉之通流者”及“心有四支”、“人有四经”、“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等史料出发，比较深刻地阐述了人们在对“脉”的认识过程中促进了经脉学说的起源。

无数科学史料证明：某一科学成就的取得，都与同一历史时期相关科学知识的发展密切相关，可称作“科学知识的同步发展”现象。各类科学知识的起源和发展，又必然有它自身的特征。前一句指的是综合科学技术水平的相互影响，后一句则强调特定科学课题发生发展的规律性。我国古典医学领域中的经脉学说的起源与发展，便是与秦汉时期综合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此经脉学说的诞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从医学领域讲，它是从人们长期寻找人体疾病的病因、病理及人体调节理论过程中起步的，是人们对血、脉的认识发展到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它需要一定的人体解剖知识和生理知识作基础，需要临床医学知识发展到人们对疾病的病因、病理有了某些认识后方可从多方面推导完成。本章拟从“脉”的角度探讨经脉学说的起源。

一、人们对“脉”的认识从血开始

“古时，人们对自身生理的认识，最容易见到的是血”。人们对“血”有所理解的历史可上溯到距今5万年左右的新人阶段。“距今约四五万年前，古人进化成了新人，这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我国有代表性的有广西柳江的柳江人，四川资阳的资阳人，内蒙古伊克昭盟黄河河套地区的河套人，还有北京的山顶洞人等”。“新人已能精制石器和骨器，爱好绘画、雕刻和艺术，营渔猎生活”。在我国，许家窑人已能打制精致的小石球，小石球是狩猎工具飞石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峙峪人已能打制石镞，发明了弓箭和标枪，提高了狩猎技能与生产水平。上述考古史料分别代表了距今2.8万年以前各个历史时期我国新人的智力水平。因此，可以推断，近5万年以来，我国新人们已具备了对血液直观认识的能力。如当他们因各种原因受伤流血的时候，他们中间有些留心于外伤的人们，已经摆脱了本能的束缚，为了减轻疼痛、减少流血而主动地用手将流血的伤口紧紧地捏着。与此同时，他们将伤口中流出的红色液体用“血耒表示。时间长了，当多数人都能将“血”这一单词与伤口中流出的红色液体联系起来发音的时候，“血”这个特定的单词就被口头文化固定下来了。然而原始口头文化中的许多科学知识，特别是原始人类对“血”的认识水平是难以找到实物依据的，也许它能出现在某一原始岩画群中，但现在尚未见到报道，或尚未发现。历史发展到殷商时期，反映宫廷生活的甲骨文中，对“血”已有了较多的记载。在甲骨文中血字作“”(《甲》2473)．“”(《铁》176.2)从“”(皿)从“”，像器皿中盛血之形，它是对殷人血祭的描述。我国“夏商之际，盛行血祭，奴隶主常用奴隶和禽兽之血液作敬物祭祀神祖，或用其作为镇邪物祭祀鬼魂，包含了人们对血液的初步认识”。血液是从血管中流出来的，人们对血管的认识可从殷商时期的“父巳爵”铭文中见其始源。据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心》讲：商器“父巳爵”的心字作“”，这个心字在心脏底部划了两条，属抽象描绘，后来的心字作“”，如《中山壶铭》、《说文》等，都是对心脏和大血管的描绘。但是在甲骨文中，尚未发现血管与血液的关系。殷墟甲骨文中，多次记载“疾心”，尚未见到“疾心”与血液、经脉(血管)存在联系的记载，更未见到经脉或脉的文字。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交往中，常可见到割臂饮血的仪式立誓缔约的例子，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年)，记载了孟任向鲁庄公表示忠心，便“割臂盟公”。《灵枢·禁服》讲：雷公向黄帝求教医术，结“割臂饮血之盟”。《禁服》中的故事，反映了早在新石器时期，我国就有以血为盟的习俗了。笔者认为：血盟习俗，促进了人们对血液的认识，是导致我国放血疗法诞生的原因之一。我国放血疗法最早产生于何时，尚无史料可证。但在《周易》中保存了三则放血疗法，具有重要的医史学价值。如《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需》卦“需于血，出自穴”，《涣》卦“涣其血去、逖出，……涣其血，远害矣”。说明了放血的治病理论、放血的部位与放血过多的危险性。春秋时期，人们在血盟习俗和放血疗法双重实践中，理解了血液与经脉的相互关系，如放血是必须刺破血管壁的，“……此所谓十二经者，盛络皆当取之”(《灵枢·根结》)。《内经》时期的放血疗法，已分经脉放血法和络脉放血法，在放血时进一步对血液生理提出问题，并予解答，如“刺血络而仆者，何也? ……血少黑而浊者，何也？……发针而肿者．何也？……”(《灵枢·血络论》)的作者用当时的医学理论作了回答，甚至从临床工作中总结出“夫子之言针甚骏，……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灵枢·玉版》)这样的严重教训告诫后人。并提出了“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灵枢·九针十二原》)的改进意见，这一意见很快得到广泛实施。为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人们对经脉的认识是从血液开始的。

二、从“脉”的史料探讨经脉学说的起源

有学者在探讨经络学说的起源问题时说：“经络学说的起源问题也是一个无据可考的历史问题”，这是不可知论在经络学说起源问题中的反映。笔者认为从我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有关知识、可以澄清经脉学说起源的概貌。

“脉”是我国古典医学理论中的一个特定名词。廖育群在对古代人体传导系统进行研究后指出：中国古代医学最初对这种传导系统(笔者按：指经络系统)进行描述时，称之为“脉”。并引《内经》中的“脉”作证。我们撇开古人认为人体传导系统等于“经络”暂不评论，廖氏认为“脉”具有传导作用这一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应该说是正确的。其实我国传统文化中保存脉的史料较《内经》时期更为久远。《国语·周语上》讲：“古者，太史顺时土……

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文中的“”字音脉，作视解，农祥指房星，晨正即立春之日。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古代时，朝廷设太史一职，太史在立春时节，依“观法于地”的道理观察地面气体情况，见到了土气冉冉升腾之状，即“土乃脉发”，这“脉发”代表土气的升腾现象。这现象正是春日风和日丽之时，人们伏地视之，对青草地上、麦苗颠上气体蒸腾的描绘。当然这里讲的“脉”与人体的“脉”尚无内在联系。从古典基础医学知识分析，“脉”的内容大约有两层：一指解剖学中的经脉，一指生理学中的脉搏、脉气以及较晚提出的脉象，认为脉具有传导功能。以下史料反映了脉的内涵。《周礼·天官·疡医》中有“以辛养筋，以咸养脉”，其中的“咸”实指氯化钠，用氯化钠调养脉气，已具有较深的生理学意义了。文中脉指经脉和经脉中的脉气是没有疑义的。脉气可能是从“土乃脉发”中的脉字的意义派生出来的。《管子·水地》讲：“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这是采用当时医学中公认的经脉理论比类于自然水道而言的。我们注意到《水地》用的是“筋脉”，这个“筋”字表明具有一定弹力和坚韧的意思。古时人们从事解剖观察时，都是在斩杀奴隶的尸体上进行的。当斩杀后，血液流尽，大体解剖时在“分肉之间”可以见到一条条细长而有一定弹性的“筋”，它包括“中无有空”的神经干和中有空的动脉和静脉管道。这可能是《管子·水地》称为“筋脉”的原因。后世将“中有空”的管道称为经脉。《管子·立政》讲：“百体之从心”，讲的是全身一百个可活动的关节是在心—经脉的调节作用下完成自己的功能的。《素问·阴阳别论》中关于心底四条经脉的记载，可能与齐国医术一脉相承。原文讲：“人有四经十二丛。”这是什么意思?考之历代注家无解。其实“人有四经”，就是齐景公讲的“心有四支”。关于“心有四支”，在《淮南子·原道训》中讲的更清楚，说：“夫心者，五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原道训》的作者用了“制使”二字描述心脏底部四条大经脉的重要作用，强调“制使”四支的目的是“流行血气”，“制使”二字道破了“四支”对全身血气的调节作用。可见《原道训》将心脏、经脉的生理功能讲得十分清楚了，现在我们可从春秋早期的“叔候钟铭”、《晏子春秋》及《淮南子》中的有关知识为《素问·阴阳别论》中的“人有四经”作注了。“人有四经”就是讲的心脏底部的四条大经脉，即显露于心包膜之外的左锁骨下动脉、左颈总动脉、无名动脉和上腔静脉。“人有四经”长期无解的历史可以结束了。其实，从春秋至秦汉时期，人们关于心、血管的认识问题，还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例证，不再赘述。《内经》中的“人有四经十二丛”，是《内经》整个经脉理论的概述，它贯穿于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全过程。人体经脉理论的发生与发展始于对“脉”认识上的深化，这是毫无疑义的。秦汉时期，经脉学说又与气的思想、阴阳理论等融合为一．再度飞跃，使经脉理论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

    三、从疾病与“脉”的关系探讨经脉学说的起源

    由于出土文物的不断丰富，为我们探讨我国疾病的命名与分类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史料。研究我国疾病命名问题的史料，到目前为止，首推殷商甲骨文有关记录。自1943年胡厚宣先生首次发表《殷人疾病考》以来，从甲骨文中探讨医学史料者不乏其人。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史篇》已汇总病名34种。这些病名，多用患部命名，如疾耳、疾齿、疾肘……，可以讲，这是一种原始的命名方法。在34种疾病中，表明某一局部有炎症、疼痛性疾病达19种，占55 8％。甲骨文时期，人们对疾病起因的认识主要认为是神灵或鬼魂作祟。在致病因素方面，看不出疾病与风寒暑热及其他因素的关系。《左传》保存了公元前722年～前476年的史料，文中讲到一些疾病，如“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左传·昭公元年》)。这些疾病的名称(昧、聋、寒疾、热疾……)与生理因素、环境因素联系起来了。《左传》有关疾病的记载中，看不出与经脉有关的迹象。到秦汉之际，反映疾病名称的资料较多，近二十余年来，我国出土不少与脉有关的医书，其中“脉书”两部，一为长沙马王堆《脉法》，一为江陵张家山《脉书》。依张家山《脉书》的编排，大约包含五个部分。其中首篇专讲疾病的所在部位、临床表现和命名，可称作“疾病篇”，其他可称作“阴阳经脉篇”、“阴阳脉死候”、“启四害”及“相脉之道”(参本篇第四章)。“疾病篇”将人体从头至足，分作29个部位，讲解疾病66种，从表面上看，仍依解剖部位划分疾病，如“病在头……，在鼻……”与甲骨文中的疾首、疾自(鼻)相似，但稍作分析，与甲骨文之命名原则明显不同，它出现了许多特点。如病“在耳为聋，其脓出为浇”，耳病的“浇”与疾病过程及临床表现联系起来了。尤其是目病与“脉”有了一定的联系。原文讲：“在目，泣出为浸，脉蔽瞳子为脉浸”。这则史料讲到“脉浸”，强调白眼之脉浸及到瞳子影响视力，指明了脉是眼病的致病因素之一，它可能是依经脉给疾病命名的先驱。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可辨认者计50个病名，从这些病名分析，有些给人以直观的感觉。如“诸伤”，将所有外伤都包括进去了。“痂”是以人体表皮临床病理表现为主命名的，具有直观的特征。但有些病名与“脉”密不可分了，如在痔疮范围内有一“脉者”，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注的《五十二病方》及周一谋《马王堆医书考注》均引《外台秘要》等医书，释作脉痔，已戒定论。脉痔因痔静脉丛溃破流血所致，亦具有直观的特征。应该指出：在《五十二病方》中，有些病名已摆脱了直观，采用了归类法，这种命名方法较以往有了进步。如“痉病”，可分作“伤痉”和“婴儿索痉”等。在“伤痉”中记有“风入伤，身信而不能诎”、“婴儿索痉”中讲到“其肎直而口釦，筋挛难以信”，都与后世所讲的“经脉拘急”的临床表现相似。从上述专用医学术语分析“痉”病的命名，已与经脉的调节作用密不可分了。张家山《脉书》第五部分“相脉之道”，是专讲脉法的，它反映了秦汉医家按经脉中脉气的动向给疾病下诊断的思想，是我国先民们在寻找疾病病因与人体调节理论中的非凡突破。张家山《脉书》第二部分“阴阳经脉篇”(该文与长沙马王堆《阴阳十一脉灸经》同)在每一条经脉中讲完经脉循行后提出：“是动则病……是××脉主治，其所生病……”这样的文书格式，反映了古人探讨经脉主病的规范化论述。《灵枢·经脉》继承了“是动则病”理论，它与“阴阳经脉篇”一样都未将“是动则病”的本意阐述清楚。回顾我国经脉理论，自“阴阳经脉篇”及《内经》以降，历史上留下了“是动则病”的疑案。历代注家对于“是动则病”的解释说法不一，今本《灵枢经校释》仍引张志聪：“夫是动者，病因于外。”解释为经脉因受外邪侵犯所发生的病叫“是动病”，属于传统的解释。既往医家们在注释“是动则病”时，将“则”字省去，演变为“是动病”，它可能始于“二十二难”中的“是动者”。但这个“则”字是不能够省略的。“是动则病”说明了当某一经脉转入异常状态时，则在这一条经脉范围产生了病态，如同《孟子·告子上》“思则得之”的“则”字不能省略一样，省“则”之后的“是动病”失去原意，就成了“疾病的种类划分”了。彭坚曾发表《帛书脉法、相脉之道初探》一文，这篇文章参考张家山《脉书》“相脉之道”补正后，并以《史记》“仓公诊籍”之十为据论述“是动则病”的实质，指出：“是动则病而是指每一条经脉搏动异常所主的病”。彭氏采用传统文化史料作证，其论述是有据而贴切的，揭示了“是动则病”的实质，对于研究脉象的起源问题创出了一条新路。“相脉之道”的作者从临床出发，将脉分作盈虚、滑涩、静动，用以论证脉与病的关系，属于我国最早的经脉主病论。秦汉时期，人们对“脉”在生理和病理作用认识上的深化，及经脉主病中的“……他脉静，此独动，则生病；夫脉固有动者，是主动，疾则病”认识上的深化，是我国经脉学说起源的重要途径之一。（严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