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自身孕育生殖的认识，不是早期人类可以理解的，它与人类的进化历程不可分，有一个渐进性认识过程。只有人类进化至新人时期，当获得了远事记忆能力之后，怀胎的女性方有可能记忆怀胎的艰辛，那时孩子降生后，“从母不知父”，孩子对母亲的依赖与敬仰情感很重，在尊母习俗的增长中，母系氏族社会起步，在我国，将新人以来至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划入母系氏族早期应该是可取的。大约在整个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母亲们就比较注意自己的妊娠、分娩过程了，或者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人们比较关注女性妊娠、分娩时的阵痛以及分娩全过程，就已经注意脐带的处理、新生婴儿的保护及产妇的照顾了。因为近4万年以来不论中国人、外国人，人类的大脑解剖结构与大脑生理机能都具备了长期记忆的能力，已可积累她们妊娠、分娩以及哺育婴儿的经验了。

一、殷商至秦汉我国女性孕育史简议

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如距今3400年前的甲骨文中，到目前为止解读与妇女怀孕、临产有关的字已达20个，其中怀孕5字，临产14字，哺乳1字，在反映临产的14字中，又可以分作待产、头先露和足先露三种字义（见附表）。从这些字义分析基本包含了顺产与难产，说明殷人接生经验是很丰富的。

附表：殷商女性生殖医学之孕、产、哺的有关甲骨文抄录

在临产解：关于的卜辞，在与生育有关的卜辞应根据《方言》释“胎”，即怀孕。

在临产的字中有一个释娩，这个娩（）字，上部方框代表腹，腹内有一圆孔，这圆孔是胎儿降生必经之地，当指子宫颈口，后人命之曰“命门”。方框下部由组成，好似产妇外展的两条大腿，大腿下部的恰好描绘了接生的双手，形象十分深动。《中华医史杂志》1985（1）.23发表濮茅左《甲骨文中所见的有关孕育字》解《殷墟书契前编》2.11.3‘’即育字的繁体字，这是殷末帝乙，帝辛时新造的会意字，该字右半部从衣、从手，全字像接生者用襁褓把婴儿包裹起来。”在《甲骨文合集》中，反映女性生殖医学史料据统计有800余片，是卜问妊娠生男、生女及卜问预产期的卜辞，如“、壬辰卜，殻贞，妇良有子”（《乙》2510）此类卜辞，一般在妇女出现妊娠反应后再卜问。在卜问生男、生女的卜辞中常有“佳女”、“ ”字出现，“佳女”指生女孩，“”从女从力。温少峰、袁廷栋指出：“”是卜问是否生男孩的专用词。如“乙亥卜，（师）贞，王曰有孕，：曰，”（《佚》584）。“卜辞说：乙亥这天，叫师的卜贞说有孕，是男孩吗？叫的这个人卜后回答：是男孩。”

有一组卜辞较为滑稽：九月的戊午这天因孕妇快要临产了，主人躁急，连续卜问三次，卜辞云：

戊午卜，小臣，十月（小臣卜后说是男孩，10月生）。

戊午卜，小臣（小臣卜后说是男孩）。

戊午卜，小臣不其（小臣卜后说不清楚是不是男孩）？

过了十六天即癸酉，卜辞补充说：“癸酉（天气阴蔽）甲戌（日）佳女”（《丙》83）。

从戊午日到癸酉日是十六天。验辞说，癸酉这天，天气阴蔽（），再过一天是甲戌，生了一个女孩。看来，占卜者将生女孩的原因归咎于上天未能红日高照，送一个儿子来。

在预产期的卜问中，从验辞记录看，有40天后生男孩的（《合》94），有“五旬”后生男孩的（《续》4、30、4)。说明殷商时期，人们已根据“十月怀胎"的规律可以大略推算预产期了。在其他卜辞中，多次记录男婴为死胎，死产的事，说明在殷王室内婴儿成活率不高，更显出男孩的重要。殷墟甲骨文所反映的生殖医学史料，应视为临床生殖医学史，它为我们了解从殷商至秦汉生殖医学史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史料。

在两周文化中，反映孕育的史料不少。《周易·渐卦》：“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又说“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前者讲妇女怀孕后出现早产胎夭，是因为妊娠过程中出了偏差。后文说妇女结婚3年不怀孕，后来终于怀上了，是好事。正如“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我国两周时期，已主张“同姓不婚"，一部《礼记》虽为桎梏，但《礼记·曲礼》“取妻不取同姓"是有科学道理的。“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 47年)是社会经验的总结。这一认识在《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国语·晋语》中都有记载。那时的人虽然不可能知道同一血缘关系的近亲结婚是因为染色体配对时容易产生先天畸形，但他们看到了“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左传·昭公元年》)的灾祸。所以《曲礼》将“取妻不取同姓”明确提出，具有一定的社会约束力，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之一，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近亲结婚的危害。

 从产生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的《胎产书》（长沙马王堆出土）原文分析，《胎产书》将女子的月经称“月朔”，《史记·仓公诊籍十八》称“月事，”《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轸式》称“朔事"，而《素问·上古天真论》则将“天癸”和“月事"同用，可以讲：名称略异，内含无别。《上古天真论》强调：“女子七岁肾气盛，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在《胎产书》中已记载10月怀胎中每一月胎儿的基本情况，如“一月流刑(相当于一滴水)”，“二月始膏，……"“三月始脂”。后世《诸病源候论·第四十一》及《千金要方·妇人方》中关于十月怀胎的记录与《胎产书》的这一记载基本一致，很明显存在传承关系。然而《灵枢·经脉》的说法有别，《经脉》讲，“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经脉》的作者注意到：人体胚胎发育时期，人脑处于优先发育。前两句讲胚胎发生的条件，必须先在父母体内形成一种极其精微的物质，成为“阴阳合乃有子"的基础。后一句的“精”是指胚胎开始生命活动。就是说：“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灵枢·决气》)，这其中的意思是两神相搏，产生新的生命以后，脑髓就开始生长(精成而脑髓生)。现代胚胎学告诉我们，人体胚胎在开始发育时，头突的发育处于优先地位，胚胎发育到2个月时，头颅长度仍占胚胎全长的一半，随后躯干的生长加快，头长与身长之比逐步发生变化。我们知道在胚胎的头颅内主要含有头脂，因而，使人看去好像胚胎之2、3个月，只有膏脂，这便是《胎产书》论述“二月始膏，三月始脂”的原因。《灵枢·天年》还讲：“人之始生，……以母为基，以父为楯”，就是说人之胚胎在发育过程中，以母血为基础发育，依父之骨架为标准的构建身躯。上述史料，都属殷商至秦汉先民们关于人类生殖医学的认识。集中反映了女性孕育史的认识。

二、释命门——施生之门辨析

命门之名，在今本《黄帝内经》中三用。《灵枢·根结》：“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灵枢·卫气》：“足太阳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标在两络命门，命门者，目也”。《素问·阴阳离合论》：“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前两文点明“命门者，目也。”后文在“太阳根于至阴”之后未讲“命门”之解剖部位。（关于“命门者，目也”，请参阅第三讲：目主思维史话）。

而《难经·三十六难》则说：“两肾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此说建立在“腰者，肾之府”解剖部位基础之上，讲的是主泌尿之肾，又强调“命门者，谓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的男女性生殖生理。《难经·三十九难》重复了上述观念。《难经》的作者，将与生命有关的命门，推导到泌尿之肾，是古代人体解剖学中的一个错位。

《针灸甲乙经·卷三第七》：“命门，一名属累，在十四椎节下间，督脉气所发”此论虽指穴名，亦依“腰者、肾之府”为据。

以上原文中之命门，一说是目，一说指腰部的泌尿之肾，一说强调督脉之气。它们论及的内容应该有所不同。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生殖医学中的“命门”概念呢？看来只得从上述出处的原文本意释读。

2.1两汉生殖生理、右肾命门说

两汉时期人们提出：“命门者，谓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的生殖生理概念。《难经》的作者借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老子、第六章》”的认识借“命门”一词介入人类生殖生理，《三十六难》“两肾者，非皆肾也，……右者为命门”是“右肾命门说”的代表，此一认识，是创《内经》理论的人们没有想到的。但是关于人类生殖生理的认识，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内容十分丰富。 单从马王堆出土之《合阴阳》讲“玄门”“宗门”以及《天下至道谈》记“血门”分析两汉医家对有关女性生殖器官解剖知识已经掌握比较多了。后世所称玉门、子户、血室，都是对子宫、子宫颈口的命名，它们与“玄门”、“宗门”、“血室”的概念应该是一致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另一派学者将子宫颈口命名为“命门”就好理解了。其实《灵枢·水胀》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当为子宫颈口。再者，我们的研究证实：秦汉医家对泌尿、生殖概念的认识是混淆不清的。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关于生殖生理只讲与肾的关系，未讲明肾的解剖部位，更不知道秦汉时期荆楚地区的睾丸亦名肾，因而提出“二七女子肾气盛，二八男子肾气实，因而有子”的认识。此一认识与泌尿之肾无关。应与殷商女性生殖医学史存在渊源关系。

2.2隋唐以后学者们对命门概念的误解

从传统观念分析，医家们将人类生殖生理错误地嫁接于五脏之肾（泌尿之肾）了。《难经》对“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的命门的认识也只能重复这条错误的认识。不仅如此，至隋杨上善又在《黄帝内经太素》反复重演了这一错误。如《脏府之一》“在恐惧者，荡惮而不收”，杨注曰：“右肾命门藏精气，恐惧，惊荡则精气无守而精自下。”《脏腑气液》“肾藏精志”，杨注曰：“肾有两枚，左箱为肾，藏志；在右为命门，藏精也。”杨氏在《邪传》“若入房汗出浴水则伤肾”注曰：“肾与命门主于入房。”解释了泌尿之肾主生殖的关系，但他不知道这里的肾应指睾丸。更不知女性卵巢的存在。他还指出：“命门之气乃是肾间动气……，肾间动气，人之生命，故气和则生精，精生则形盛（《知荡药》）”。

但杨上善又在《经脉之三》说：“肾为命门，上通太阳于目，故目为命门。”我们不同意他合二为一的观念。在此论中有一个中介句，叫命门“上通太阳于目”。我们知道足太阳经属膀胱经，在《灵枢·经脉》中膀胱足太阳之脉起于头下行于足，它不可能“上通太阳于目”。而肾足少阴之脉只讲：“——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夹舌本”亦未讲“上通太阳于目”。因此，杨上善的愿望虽好，但他的推论是错误的。当代有学者论及此事，认为“唯杨氏《黄帝内经太素·经脉之三·经脉标本》中说：肾为命门，上通太阳于目，故目为命门是将两说统一”（王洪图《黄帝内经研究大成》北京出版社1997：472）了。此观念亦应商榷。杨氏以后，孙一奎再议命门，他认为《铜人图》将命门穴绘在两肾中间是合理的，命名穴就是肾间动气之所。他说“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男女未判，而先生二肾，如豆子果实，出土时两瓣分开，而中间所生根蒂，内含一点真气，以为生生不息之机，命曰动气，又曰原气（《医旨绪余·命门图说》）”。孙一奎讲：“肾间动气非水非火，……《难经》有右肾命门之说，但无左右水火之分，后人谓命门为相火之说是不恰当的。”他在《赤水玄珠》中对胎儿生理作了许多推导，指出：人的呼吸功能在胎儿形成之时就已具有，从根本上说，呼吸的原动力实为肾间动气，为先天之气，即“胎藏母腹，系于命门”。毫无疑问，孙氏将命门学说与人类生殖紧紧联系起来了。自孙氏始引发了对命门的百余年争议。张介宾在《质疑录》中说：“命门——即妇人子宫之门户”。但他在《真阴论》中指出：命门之火，谓之元气；命门之水，谓之元精。……此命门之水火，即十二脏之化源。张介宾在《类经附翼》中关于三焦、包络、命门的论述较多，总希望将他的理论说清楚点，并在《类经附翼·求正录》中另提一说：“《内经》命门，此盖指太阳经穴经于晴明，晴明所夹之处，是谓脑心，乃至命之处，故曰命门。”张氏提出“脑心”概念，又说“脑心”就叫命门。将“命门者，目也”向脑内推去，与古人之说相去甚远。他的愿望虽好，却将命门理论推到一个更玄的地步。真乃在“因词害义”的情况下，越是博引旁证，就越是迷惑难解。当今又有步尘者，影响可谓深远。

赵献可在《医贯》中主肾间命门说，指出：“命门在人身之中，对脐附脊骨，……左肾为阴水，右肾为阳水，各开一寸五分，中间是命门所居之宫。”并用太极解白圈黑窍，认为“右一小白窍为相火，左之小黑窍即天一之真水，此一水一火，俱属无形之气。”上述史料，都属历代学者对命门认识的追求，留下了许多误解。

2.3明末程知的“命门”子宫颈口说

明末医家程知在早期探讨命门时认为命门即心包络。应该说，他的这一认识比较混杂，他在《医经理解·手心主心包络命门辩》中说：“《难经》指出：‘命门……女子以系胞，故命门与心包络同为一体。’”强调：“命门之为包门无疑矣”，又说：“命门即包门也，又名子户、子宫、血室……。”程氏的心包络命门说与《内经》理论不符。认识混杂，我们不取。历代医家认为：心包络是在十一经脉理论发展为十二经脉理论时将心包络配五脏为六脏时提出来的，现代解剖学证实，它是包裹心脏之外的外膜；《庄子·外物》讲：“心若悬于天地之间，……胞有重阆，心有天游，……”讲的就是心脏悬于心包膜之内自由地跳动。程知认为：“这是一个误解”。他依《素问·评热病论》“包脉者，属心而络于包中”及《素问·奇病论》“包络者，系于肾”的片段认识说：“包者，包胎之名，即子户也……可以系包，其络下联于两肾，而上属于心，故谓之心包络。”程氏总想将“包络”与“包胎”相连，此时的他不知“心包络”与“包胎”有别。他在此说有强词夺理之嫌。但他到晚年指出：命门“道家谓之丹田，又谓玉房，其门居直肠之前，膀胱之后，当关元气海之间，以精气由此出入，男女由此施生，故有门户之称，以其为生之门、死之门，故谓之命门。”由此论之，程氏的“丹田”、“玉房”、“包门”、“子户”吸取了稍长于他的张介宾在《质疑录》中讲：“命门，即妇人子宫之门户”的新识，命门“居直肠之前，膀胱之后，”指阴道、子宫、子宫颈口了。至此，程氏的后一认识为久悬之“命门”还原到解剖学之女性子宫颈口了，这就是他认识上的进步。其实《灵枢·水胀》：“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恶血当泻不泻，……月事不以时下。”南京中医学院《黄帝内经灵枢译释》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注“子门，指子宫颈口。”应该说，从《灵枢·水胀》至张介宾、程知等，主生殖之子门命曰命门概念，已经指女性生殖系统了。命门指女性子宫颈口最为贴切。

追述中国原始医学史，我们的祖先早已关注女性妊娠生理与临产医学了。殷人首创一个（娩）字的构形，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人对产道，对“生殖之门”就有了一定认识。

命门之说，自《内经》命名以来，纷争2000余年，唯明末程知至晚年时引道家的认识：“其门，居直肠之前，膀胱之后，……男女由此施生……。”此文点明了“命名”之解剖部位与生理功能。此说应指女性的阴道、子宫、子宫颈口。由此我们可以将“命门”直译为子宫颈口借以了结2000余年的纷争。